传统典籍的集成

　　谈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典籍，人们一般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四库全书》。1772年，乾隆皇帝颁布敕令编纂《四库全书》。为此，皇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集各类典籍。朝堂360多位官员学者进入编委会组织编纂，全国遴选3800多位文人学士从事抄写。因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因收录典籍3500多种，7.9万卷，3.6万册，字数8亿，内容涉及此前中国历代著作，故称“全书”。1782年第一部抄写完成，存放于北京故宫文渊阁，便于乾隆随时御览。1783年第二部抄写完成，存放于沈阳故宫文溯阁，便于乾隆回龙兴之地时御览。1784年第三部抄写完成，存放于圆明园文源阁，便于乾隆休假疗养时御览。1785年抄写完成第四部，存放于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便于乾隆消夏避暑时御览。1787年又抄写了三部，御敕存放于镇江金山寺行宫文宗阁、扬州天宁寺行宫文汇阁和杭州圣因寺行宫文澜阁，便于乾隆巡幸江南时御览。

　　《四库全书》作为一项规模空前的文化工程，蕴含着华夏民族数千年的思考、智慧和力量，确实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典籍集成。中国传统的文、史、哲、理、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可以从中找寻它的源头和血脉。因此可以说，《四库全书》的编修对中华传统典籍的梳理和保存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数千学人历时十载，正楷抄写笔笔不苟，字体规范工整一致，煌煌七部如出一人，使这套出版史上的巨制成为举世罕见的绝世珍品，也成为国家正统和文化根基的象征。

　　民族文化的戕害

　　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四库全书》的编修过程又给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造成了一次巨大戕害。据载，整个编修过程共征集各类典籍12237种。朝廷以是否符合清室的皇家价值观为标准，对这些典籍进行了仔细甄别。凡被认为有可能对清王朝统治不利的，一律销毁。查阅相关统计资料（包括官方数据）可知，在整个工程实施过程中，被销毁的各类典籍大约3000余种，6万余卷，15万册，70万部，内容涉及历代著作。这里还不包括民间迫于恐怖气氛和形势压力自行销毁的藏书。在这场文化浩劫中，大量承载着中华民族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孤本善本秘本禁毁本等珍贵史料从地球上永远消失，包括对明代皇家档案进行了全面销毁。由于这项工程属于朝廷强行征集，所以对藏存于民间的典籍几乎是一网打尽。

　　除了销毁，对民族文化伤害更深的是对古人典籍进行蓄意篡改，即对于不得不收录全书，但对其中部分章节、观点或词句感到不悦不爽的，则在抄写时直接进行删改。由于全书卷帙浩繁，篡改之处不留痕迹，所以究竟篡改了多少处，完全无法考证。鲁迅先生曾对此提出尖锐批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历史学家吴晗也曾慨叹：“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通过篡改典籍蓄意误导人们对民族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实是一种令人无法宽容的历史罪过。

　　基于此，后人对乾隆以弘扬文化之名行文化禁锢之实、寓禁于征的行径每每予以抨击。联系到1757年（编修《四库全书》前15年）清廷实行闭关政策，1759年颁布《防范外夷条规》，闭关政策正式成为制度，乾隆在思想文化领域先攘外后安内的圣意就昭然若揭了。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对乾隆编纂《四库全书》的真实用意评价道：“通过这项庞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这是规模最大的一场思想统治。”

　　满清作为外族政权，对华夏民族思想文化的禁锢和专制达到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最高峰。所谓康乾盛世百余年，正是恶名昭彰的文字狱盛行的百余年，也是“万马齐喑究可哀”的百余年。与此前历代文化浩劫相比，这次“文化裁判”当之无愧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文化浩劫。

　　乾隆希望通过闭关锁国和禁锢人们思想来达到巩固爱新觉罗家天下的目的，自以为聪明和智慧，实则狭隘和短视。这既展露出封建帝王最大的私利之心，也体现出乾隆的历史局限。人类文明进步的步伐岂是篡改几处文字和焚毁几本书便可阻挡？以皇权专制和文化禁锢为手段打造出来的“盛世”，必然是跌入深谷的前奏。尤其令人瞠目的是，连宋应星《天工开物》这样的科技著作都在禁毁之列，统统付之一炬。明代《军器图说》详细介绍了各种火器军械的制造、使用和威力，图文并茂，并且直言“夷虏所最畏于中国者，火器也”，然亦与其他科技著作一道被焚毁，以至于后世之中华，不知科技为何物。后果如何？历史很快便给出了答案。仅仅60年后，西方文明的坚船利炮就轰开了乾隆孙子道光的大门，撞碎了大清王朝的尊严，也使持续了数千年的皇权专制急转直下走向了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