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民族精神家园的建构历程，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的根本任务、核心内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是民族的哲学思想史，它要探索民族精神家园的核心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民族精神、民族的核心观念是如何凝聚整个民族而共同前进的。

　　民族的哲学思想史

　　民族据文化而凝聚与认同、由文化而相互区分，所以，民族的根本在文化。民族是由文化关系结成的社会群体，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家园。然而文化是分层次、有结构的。对文化的层次、结构有多种划分的方法，如认为文化分为实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然而，不论以何种方法划分，观念文化皆处于核心的地位，是文化中起主导作用的、积极能动的部分。而在观念文化中，决定民族的凝聚、认同并推动其前进的精神力量，既包括一些科学认识的根本原则，如世界观、方法论等，也包括信仰、价值理念等等。这些就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家园的核心，就是民族的哲学思想。哲学，作为现代学科分类之一个门类，并非每个民族历史上都有，但是，任何民族都一定有自己民族的哲学思想。一些学者只据单一的认识形式来界定哲学，认为严密的逻辑形式和高度的抽象性、概括性是哲学的最根本特征，故而认为，不是每个民族都能达到哲学思想的高度、都有自己的哲学思想。其实，对哲学思想的界定应当基于功能与形式的统一，而且对于形式也要做全面的认识。这样，从功能与作用的视阈来界定哲学，就可认为，决定民族凝聚与认同并且引导和推动民族发展的核心思想，或者说贯穿整个民族文化，将其凝聚为一个整体的思想，都应属哲学思想的范畴。它们可体现和采取多种认识形式，而不仅是抽象思维的形式。古希腊人称哲学为“爱智慧”，此所谓智慧，即结合功能与形式来界定的哲学思想。智慧，它直取事物之根本、把握思想之核心，而不限于特定的认识形式。它可以运用抽象思维，体现于逻辑思辨中，但不只是抽象思维和逻辑思辨；它也可以运用和体现于形象思维、类比、比喻、想象、体悟、直觉之中，而不限于其一。黑格尔以抽象思辨的形式体现智慧，而在佛家禅语、庄子寓言、《诗经》《楚辞》等等之中，智慧则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得以体现、表达和把握，甚至一些学者认为，民族的智慧、核心理念也可凝聚和表达在特定的“具象”中。由此，所有总结和体现本民族智慧的人，就是民族的“智者”“哲人”，而不论他们以什么认识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成果；一切总结和体现民族智慧的核心思想和观念，都属民族的哲学思想，而不要以特定的思维形式来限定它们。这些都应属于“民族哲学史”研究的范围。从多种多样的认识形式和文化形式中，探索民族智慧、民族精神家园建构成长的历程，是民族的哲学思想史、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首要的内容和任务。

　　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史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都基于民族的自觉与自信，没有透彻的自觉和坚定的自信，就不可能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而自觉、自信始于自知，自知始于反省，最深层的自知和反省，就是对民族哲学思想的反思与探索。近代，在帝国主义入侵、西方思潮冲击的紧迫形势下，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痛彻反省自己的民族。这种反省从器物文化进到制度文化，再进到观念文化，最终达至观念文化的核心，从而生发出国民性、民族性的研究，以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研究。由此，现代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缘起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自知、自觉的要求，它不仅要从中国历史中寻找那些同于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命题，揭示它们在表现形式上的中国特点，阐明中华民族对人类共同的哲学知识的发展有何贡献，更为重要的是，从历史中探索中华民族形成、凝聚与发展的核心观念，反省其特质，认识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亦如冯友兰先生说的，前者为“哲学在中国”，后者才是“中国的”哲学史。而我们则进而认为，后者才是“中华民族的”哲学史或“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构史”，才是真正促进中华民族自知、自觉、自信的哲学史。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实体，由“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文化结构、思想结构熔铸而成。“多元”即56个兄弟民族，“一体”即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哲学思想史也是“多元一体”的，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是其有机组成部分。

　　肯定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多元一体”，就须肯定我国各民族特别是55个少数民族都有其形成与凝聚的历史，都有决定其形成、凝聚与认同的核心观念，都有自己的哲学思想史、精神家园的建构史。一些学者认为：许多少数民族没有哲学思想，只有哲学思想的萌芽；没有哲学思想史，只有哲学思想的史前史；研究这些民族的哲学思想史，只有展示思想史的“活化石”的意义，而无助民族的自觉与自信。这种看法是极其片面的。我们应当研究也可以研究每一个兄弟民族的哲学思想史。一些民族如佤族，20世纪50年代还部分地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一些学者从“社会经济形态”或科学认识发展的进化阶梯来看，认为佤族在历史上无哲学思想可言。其实，在从孟高棉语族的族类中演化出来时，佤族先民已同步形成自己民族的核心思想与民族精神，并且经过千百年的不断总结、提升而表达在史诗《司岗里》中。在《司岗里》中，一些重要的价值观念、伦理原则已用清晰的语言表述出来，并为佤族群众贴切理解和长期遵循。又如纳西族，有学者认为，他们虽有哲学思想，但始终停留于原始、萌芽的阶段，故无哲学思想的发展史。其实，纳西族以东巴教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形成于宋元时期，在此之前，就有一个酝酿、形成的过程，这过程中“以我为主”逐步融合藏、汉、彝、白各族思想观念；而在宋元以后，受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儒学以及道家思想的冲击、影响，这个思想体系又不断丰富、发展及变迁；至近代，其先进人物紧跟时代，以开放的态度向外学习，推动纳西族思想、文化发展到新的阶段。可见，纳西族以及和它类似的少数民族，不仅有哲学思想，而且有其形成、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

　　肯定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多元一体”，更须肯定多元中有一体、多元凝聚为一体；在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发展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中，包含着中华民族哲学思想不可分割的一体性。这种一体性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在不同民族之间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思想、文化联系，这种联系内在于各民族孕育、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促使大家结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如西南地区彝、白、哈尼、纳西等族，从民族孕育、形成的早期，即滇国、两爨时期，至后来的南诏、大理诸时期，在思想、文化的内容、渊源、特质和意义等方面，都存在着相互渗透、难分泾渭的内在联系，故而一些文化特质、思想内容以及人物、著作等，仅从单独一个民族的角度，采取“非此即彼”的方法来确定其族属、渊源和意义，无法得出逻辑圆满、各方认同的结论。新疆地区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的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论著、文化成果也有类似的情况，其他诸如藏族与纳西、独龙、门巴、珞巴族之间，傣族与布朗、基诺族之间，回族与保安、东乡族之间都存在历史所形成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可谓局部的多元一体联系。基于这种联系，再加中原汉文化在全国范围的内聚与辐射作用，以及回、藏、蒙古、满等民族跨地区的联结作用，从而使各个局部联结为一个整体，即把中华大地上之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汉族，从思想、文化上联结为一个整体，建构了中华民族思想、精神的一体性。

　　其二，中华民族共同的核心思想和民族精神，在各民族多种多样的思想与文化形态中形成、积累与发展，如“道德至上”的价值观、祖先崇拜的信仰、“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等等。可以看到，南方农耕民族，如壮族、白族讲道德仁义，北方游牧民族，如蒙古族、鄂伦春族仍把道德置于价值观的首要、核心的地位；信仰佛教的傣族，其数百部叙事长诗围绕着忍让谦和的观念，而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则在“以儒诠经”中展现其崇尚道德仁义的观念。而近代以来，在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则日益成为中华56个兄弟民族共同的核心思想和民族精神。

　　把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作为民族的哲学思想史来研究，作为中华民族哲学思想史的有机部分来研究，从而揭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核心及其建构的历史过程，便是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研究最重要内容和任务。（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首席专家、云南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