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而不作”是孔子对于古代经典的一般态度。有常必有变，孔子也有“述而作”的情况，比如，对于《春秋》孔子就亲自操刀，毫不避讳地进行笔削和创作，其间即使像子游、子夏这种孔门文学佼佼者也提不出一点意见，这就是所谓的“孔子作《春秋》”。作为孔子亲自著作的一部经书，《春秋》对遣词造句非常讲究，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这242年的历史记述背后，隐含着孔子的经世理想和“微言大义”。故而被后世视为治国理政的重要依据。

　　《礼记·经解》有言“属辞比事，《春秋》教也。”作为一部史书，《春秋》按照时间排比事实，陈述着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242年的历史变迁和经验教训；作为一部经书，《春秋》对遣词造句非常讲究，一字一句背后隐含着“微言大义”，在对看似简单的历史叙述背后寄托着孔子的政治理想。

　　《春秋》一书中蕴含深刻的治国理政的道理。夷夏之辨是《春秋》重要思想之一。东汉公羊学大师何休在解释《春秋》主旨时提到“三科九旨”的说法。所谓“三科九旨”就是三段中寓意九种意思。其中“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就是其中的“一科三旨”。或许有人会质疑：“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否有些狭隘，并与儒家“大同主义”的理想是相矛盾？《公羊传》作者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同时也给出了一个回答：“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意思是，圣王要做到天下大同，显然《公羊传》主张“怀近柔远”，并不赞同因“天下大同”的理想而忽视从近处着手。善待国人，优遇百姓，是“勤远略”的基础。

　　《春秋》一书中蕴含着孔子对政治道德的强调。就以“郑伯克段于鄢”为例，郑庄公与共叔段为兄弟，郑庄公出生时候惊吓到了母亲姜氏，给姜氏留下了心理阴影，所以姜氏不喜欢他而喜欢共叔段。郑庄公即位君后，姜氏与共叔段密谋废掉庄公。郑庄公表面上不为所动，反而将郑国的一个大城市“京”封给共叔段，助长其反叛的实力。大臣劝阻郑庄公，庄公只是冷冷地说：“多行不义必自毙，等着瞧吧！”待到共叔段实力聚集、反叛迹象已经显露后。庄公果断调集兵马，迅速打垮共叔段，并将姜氏幽禁起来。《春秋》认为郑庄公的做法欠妥。作为兄长，他失去教养弟弟的本分，反而有处心积虑助长兄弟之恶的嫌疑，故而《春秋》在记述这件事时用了一个“克”，对郑庄公的这种行径进行了批评。

　　《春秋》一书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技术方法。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到《春秋》作用时曾说“《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他还进一步解释：“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正是因为如此。《春秋》以及《公羊传》的解释在西汉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士人位列公卿者大多以《春秋》起家，朝廷大政方针的出台和调整经常需要从《春秋》上找到依据，如汉武帝出击匈奴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春秋》对齐襄公“复九世之仇”的肯定。同时，一些政治敏锐的狱吏在断案经常借助于《春秋》经义，这就是所谓的“春秋决狱”。

　　此外，《春秋》成就了关公、杜预等杰出人物。据记载，关羽经常夜读《春秋》，对于《春秋左传》甚至于能朗朗上口，并从中汲取战争的艺术。而作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既从祀于文庙、又从祀于武庙的优秀学者和杰出将领，杜预更是熟络《春秋》，其为《春秋左传》所作的注甚至于成为最为通行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