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写过一首题为《孟子》的怀古诗：“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对于孟子，王安石是拳拳服膺、衷心景仰的。只是，“往事越千年”，斯人早已成了“沉魄浮魂”，只能遥望其风范、标格于遗编了。“迂阔”，是“迂远而阔于事情”的概括，意为远离实际，不合时用。“何妨”二字，道尽了孟子（也包括诗人自己）雄豪自信、傲岸不群、孤芳自赏的气概与“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定意志。诗人引孟子为知音与同道，最后以沉郁之言作结：毕竟还有这位前贤往哲的懿言嘉行，足堪慰我寂寥。

　　“风标”一词为全篇诗眼，那么，孟子又有怎样的风标呢？

　　一

　　孟子政治抱负远大，十分自负，个性很强，他曾经放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门人公孙丑拿他与管仲、晏婴相比，孟子却大不以为然。在另外的场合，孟子曾说：齐王如果用我，何止是齐国人民可以安享太平，“天下之民举安”。时人景春提到魏国的纵横家公孙衍、张仪，说他们是真正的大丈夫：“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兵戈止息）”，孟子却加以否认，并斥之为“妾妇之道”。

　　在君王、权贵面前，孟子很讲究自己的身份，不肯屈身俯就，趋炎附势。一天，齐国的大夫景丑问他：《礼》云，臣子听到君主召唤，应该立即动身，不能等待驾好车子再走，你本来准备上朝，一听说齐王召唤，反而不去了，这于礼不合吧？孟子回答：大有作为的君主，一定有他不能召唤的大臣，遇有需要请教、商量的事，应该亲自前去，以彰显其尊德敬贤之诚，否则，不足与有为也。

　　孟子性格傲悍，激越率直，刚正不阿。齐国大夫公行子家里办丧事，右师（齐之贵臣，六卿之长）王驩往吊，一进门，就有人趋前跟他说话，入座后，也有人跑到他的座位旁边热情攀谈。孟子当时也在场，他们原本相识，却“独不与驩言”。右师不悦，怪他有意简慢。孟子听后表示：《礼》云：“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也”，自己是依礼而行。也是在齐国，齐王馈赠百镒上好的黄金，孟子拒绝接受。弟子陈臻不解，他答曰：这笔钱送得没有理由，没有理由送钱，等于贿赂，哪里有君子可以拿钱收买的呢？

　　二

　　孟子这样做，不只是维护一己的身份与尊严，而是代表着“士”这一阶层的群体自觉。当代学者牟钟鉴认为，孟子最大的贡献，是确立士人的独立性格，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升华了士人的精神境界，为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确立了一种较高的标准。在这一点上，孟子的影响似乎比先师孔子更大一些。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竞起，为实现富强、完成霸业，不仅凭恃武力，还迫切需求智力的支撑，所谓“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这样，诸侯之间便竞相“养士”，为士人的活跃与发展提供了强大推动力，士人趋之若鹜。士本身并不具备施政的权势，若要推行一己之主张，就必须取得君王的信任和倚重；而这种获得，却往往是以思想独立性、心灵自由度的丧失为代价的。许多士人为自身富贵，不惜出卖人格，“无礼义而唯权势之嗜”（荀子语）。孟子适时而有针对性地倡导并坚守了一种以仁义为旨归的士君子文化——所谓士君子，也就是士阶层中那类重气节、讲道德、有志向的人。

　　孟子要求士人，“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当生命与道义不可兼得的时候，要“舍生而取义”，以成就自己完美的人格。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为了社会进步、民族振兴而“成仁取义”的志士仁人，灿若群星，他们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孟子的影响。

　　论及士人的独立品格，在封建时代，首要的是如何看待与处理君臣关系。孟子强调“道尊于势”“德重于位”，明君必须“贵德而尊士”。他不留情面地公开批评列国君主，反对“愚忠”，认为忠君是有条件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主有大过失则劝谏，反复劝谏而不听，就应该废除。他曾明确声言：“说大人，则藐之”，游说诸侯，要藐视他，不要在乎他们高高在上的样子。

　　这些言论、主张，招致历代封建卫道者的口诛笔伐，刺孟、非孟、疑孟、删孟迭出，有的竟列出17条罪状。宋代政治家司马光批评孟子，首要一项便是“不知君臣大义”。而最厉害的还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说：“此老”要是活在今天，难免会遭受酷刑。他特意诏告天下：孟子的不少言论“非臣子所宜言”，遂删节《孟子》原文85条；并明令将孟子逐出文庙，罢其配享。

　　孟子由坚守士人独立品格，进而发展为“民本”思想，为儒学理论树起了一面鲜明的旗帜——“政在得民”：“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牟钟鉴在《从孔子到孟子》一文中指出：在早期儒家代表人物中，没有哪一位比孟子更重视民众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地位。孟子提出了一个超越同时代人的口号：“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口号一经提出，便震动社会，响彻了2000多年，成为批判君主专制的有力武器。

　　三

　　孟子十分重视心性修养、价值守护与精神砥砺，体现了士这一群体的主体自觉。

　　一是“养气”。宋代理学家程颐有言：“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孟子名言“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传颂千古。这里的“气”，特指一种精神气概、心理素质，是由强烈的道德所生发出的精神力量。它的形成，有赖于遵循正义，长期积累，而不是只靠突击性的正义行动就可奏效，更不能揠苗助长。

　　浩然之气就是人间正气，它是集优秀的心性修养、良好的心理素质于一体的人格理想、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南宋杰出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把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到极致，可说是孟子“浩然之气”的最佳诠释。诗中列举了12位古人的伟烈丰功，显现浩然正气所发挥的巨大威力：“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二是“尚志”。孟子反复强调“从其大体”——“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又说：“养心莫善于寡欲”。按照朱熹《集注》的解释：“贱而小者，口腹也；贵而大者，心志也。”大体，指道德修养、高尚人格；小体，指声色货利、物质追求。他把追逐仁义还是利欲看作是区分君子、小人的标志。当年子贡在谈到老师孔子的学问时，曾有“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之说，当与此同义。宋代理学家陆九渊，总是教人“先立乎其大”。结果有人讥讽他：除了“先立乎其大”一句，全无其他伎俩。他听了不以为忤，反而说：这个人真了解我。

　　三是“反求诸已”。孟子传承、发展孔子关于自省的圣训，进而强调：出了问题，要从自身查找原因。他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又指出，“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四是经历艰苦磨练。孟子指出：“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他特别强调忧患意识与危机感。“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是他的名言。他认为人的德行、聪明、道术、才智，往往来自危险的处境，亦即种种灾患，“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方能通晓事理，练达人情。

　　四

　　孟子很看重士君子的社会责任。他形象地提出：士君子住在“仁”这个天下最广大的住宅里，站在“礼”这个最正确的位置上，走在“义”这条最光明正大的道路上，得志之时，偕同百姓循着大道前行；不得志时，也独自坚守自己的原则。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为了推行自己的政见，建立理想型社会，孟子终其一生，宣扬教化，尚志笃行。学成之后，先是在邹国授徒讲学；大约到了40岁，才开始其政治生涯，此后20余年间，游齐，入宋，过薛，归邹，至鲁，入滕，游梁，为卿于齐，最后归邹。其间，他曾会见过齐威王、宋康王、滕文公、邹穆公、鲁平公、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等多位君主。尽管不乏热情的款待、风光的出行（最盛之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每至一国，也曾积极建言、热情论辩、肆意批评，但其政见、主张终竟未得施行；最后只好黯然归隐，长期致力于教育与著述。这一经历，与先师孔子相似，但二者相较，还是孔子的际遇稍好一点。孔子毕竟出任过中都宰、司空、大司寇，还曾代理过相职；而孟子只当过短期的客卿，空有壮志宏图，未曾得偿于百一，说来也是很可悲的。

　　孟子同孔子一样，也是垂范后世、德润千秋的成功者。已故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说过：“一位杰出的儒家哲人，即便不在生前，至少在他死后，是无冕之王，或者是一位无任所大臣，因为是他陶铸了时代精神，使社会生活在不同程度上得到维系。”在讲学、著述中，孟子总结前代与当世治乱兴亡的规律，在如何对待人民这一根本性问题上，提出了“民贵君轻”“保民而王”等以仁政与民本为核心的富有民主性精华的思想，首倡心性之学，确立士人独立品格，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学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于孟子思想的当代价值，哲学家陈来曾评价：在孟子那里，仁爱不仅仅是个人的道德，也是社会的价值。他把原来孔子重点放在个人道德、修身这方面的仁，扩大到整个社会。在社会的层次上来讲仁爱，这个就是仁政，就变成了治国理政的一个根本法则，变成一个社会的价值。也就是说，孟子思想对于我们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仍有其直接的、有益的启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