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如一夜春风来，“民国范儿”陡然走红，举凡民国人物的人品学问、举止谈吐、穿衣着装，都有了阳春白雪的高雅模样，成了众人追慕的对象。尤其是民国的学人，在怀旧的风潮里一变而为不可企及，后人仿佛只能把读遗编，遥想风标。更让感念者闻风兴起的是，不少民国人物在学术的丰功之外，竟还有通政学于一途的伟绩，执掌行政，把控教育，筹谋金融，策划外交，大有“訏谟定命，远猷辰告”的派头。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村的《世风士像——民国学人从政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7月版），以简净之笔，揭橥民国学人的从政之惑，戳破许多浪漫堆积的幻觉，就有了那么点音乐会上说俗事的意思。

　　本书的重点，是民国学人从政后的经历，涉及胡适、傅斯年、蒋廷黻、王云五、叶公超等大名鼎鼎的人物。按书中所言，学人从政之后，大部分显得力小任重，偾事多而成事少，并无臆想中的折冲樽俎，制胜两楹。以《傅斯年书生误国》为例，傅斯年集数年之功，扳倒孔祥熙、宋子文，傅本人也得到士林的交口称赞。且不说傅斯年文章所据多为道听途说，更严重的后果是，孔、宋下台后，“政学系”全面把控国家大权，地质学家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翁文灏自己对金融、财政一窍不通，却又任命只有经营商务印书馆资历的王云五担纲财政部长。王云五上任后，又操之过急，不听取老成人的意见，匆匆推出“金圆券”，并在成败未定之时远访美国。傅斯年在金圆券执行后，写信盛赞王云五：“此事关系国家之生存，非公之无既得利益者不足为此，卓见毅力，何胜景佩。”结果呢？等到王云五回国，新政已完全失控，相当于“政府在四十天内，用‘以纸易金’的手段，从人民手里榨取了三亿美元以上”，国民党政府残存的一点元气，也摧毁殆尽。

　　不管从事什么行业，都需要天赋和不断的练习，就像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所说，共同体中的人，应该“按其天赋安排职业，弃其所短，用其所长，让他们集中毕生精力专搞一门，精益求精，不失时机”。即使下棋掷骰子这样的游戏，“如果只当作消遣，不从小就练习的话，也是断不能精于此道的”。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对学问家的想象里平添了运筹帷幄一项，觉得一个人既然学问做得优秀，能把纷繁芜杂的世界解说得头头是道，从政也肯定是本色当行。如此想象的人大概以为，做其他事情都需要不断练习，独独人间事务中最复杂的政治，有人异禀天赋，是可以不经训练便能轻松胜任的吧。可惜政治向来是实践的知识，与故纸堆和洋装书上罗列下来的并不相同，书生率尔操觚，当然难免处处碰壁。

　　同情民国学人者会说，即便这些人事功有亏，也不能抹煞他们以自身的修养给当时政坛带去的道德清风，“太上立德”，对社会的贡献更大。作者对此大不以为然：“政治风气的好坏，与执政者的教育、学历无关。学者从政之后，决不会因为平时喜欢奢谈民主，就对民主多一份诚意。相反，有些人以学干谒、急于用世，甚至对权力更为热衷，揽权怙党的作风远胜于一般政客。”书中所述学人，从政前以君子自许，从政后刚愎、骄吝、贪鄙者，所在皆是，用不着单独举例了。或者有人以为，官场杂染，正人君子久处其中，也难洁身自好。其实未必。从书中列举的种种可见，曾国藩最看不起的“文士轻薄之习”，差不多才是书生性情的常态。诸般缺陷，他们未登高位时就有了，只是青云直上后才显露出来而已，并非地位攀升的新标识。

　　但愿上面的说法不致让人误解，由此断定《世风士像》鄙薄前贤，是一本揭短曝丑之作，那可就事与愿违了。作者对民国及前代人物，自有心仪之处，只是去取另有标准，也不限于学人。2010年出版的《前人后事》里，作者写到，李鸿章经常对人说：“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曾国藩之后，偶尔还有人“气度谈话，虽只片刻，已令人五体投地”。这个群体的动人一面，却自民国以来陆续消失，于今尤烈。作者对此，感慨遥深。《世风士像》写作的意图，也不是要“反对书生从政，认为书生治国一无是处”，相反，如今“政学两界过于隔阂，不仅使知识分子被彻底边缘化，失去了进入社会的条件和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也严重降低了公共政治的水平……只是要如何恢复这种功能，还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有此识见，作者不但在写到学人从政后的种种不堪时有意节制自己的笔墨，还能知人论世，耐心地沉潜到历史细节里，关注人物心理和行事的委曲，体察“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无奈，即使再斩截的批评，也含着“同情之理解”，并不一味逞才使气。比如关于胡适的认识，作者就觉得自己对他的认识在不断发生变化，“会有先后矛盾的地方”。其实，年龄渐长，从政经验渐丰，胡适何尝不是在慢慢变化呢。《前人后事》中，就引到了陶希圣对胡适的评价：“在任何一个场合，一举一动，都能恰好适应这个场合，无论是说话，或是谈话，总有不失自己立场而又适应这个场合的一番意义。”另在转述了胡适抗战时的一些看法后，作者评论说：“这份对现实政治的认识，决非书生之见可比。”这些经过锤炼的言行，与胡适年轻时面对时事的放言高论，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对社会理解渐深，胡适后半生的处事为人，不再像人们一贯以为的那样单纯、肤浅，而是复杂深邃，几乎让他成为“现代史上最复杂的人物”。《世风士像》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与胡适有关，加上《前人后事》里的四篇，一个多重面向的胡适，差不多已呼之欲出。

　　既然民国学人从政如此尴尬和复杂，却为何不断被传为佳话，过段时间就会泛滥起来呢？在《宋子文的傲慢》中，作者写道：“不论你愿意不愿意，知识分子都是历史的发言人，他们对当权者的好恶会成为未来知识体系的一部分，长期影响对历史的评价。”就像《孽海花》里庄小燕（张荫桓）说的：“君相的斧钺，威行百年；文人的笔墨，威行千年，我们的是非生死，将来全靠这班人的笔头上定的。”除了别有会心的特例，民国学人屡被神化，“民国范儿”被敷衍成绝唱，大概就跟历史的评价标准，掌握在文人手上有关。缺乏历练的听众呢，又向来不喜欢老成持重，愿意听信大言炎炎者，一段历史被讲述得天花乱坠，也就在所难免了。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期间，学生中流行一句话，“宁愿跟随萨特走错路，也不愿顺从阿隆行正道”，我以为道出了其中的秘密。

　　白居易《读<老子>》云：“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按此逻辑，检视学人从政的李村，也免不了贻人书生议政的口实吧。且不去管这些聪明话之间的是非，我们能知道的是，李村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有其相应的经验基础和知识准备。法国一位结晶体专家曾言：“完美不能给我带来任何东西。我对晶体形成的认知，全赖不完美之处提供的信息。”有近十年时间，作者也曾学人从政，后因故离职，算不上成功。或许正是这段不完美的经历，给有心的李村提供了特殊的信息，让他注意到文人笔墨背后复杂的历史面相。

　　至于写作者知识准备的程度，标准颇难一致，其间冷暖，大概只有写作者自知。具体到李村，别的不谈，只说他旧诗词的修养吧。在《林庚白其人》中，作者说，林庚白自称其诗凌迈杜甫，可“他的诗以七言绝句最好，五七言律则较为直露，中间缺少变化，或者起句平淡，或者后幅不振，或者虽有变化而给人强迫生硬之感”。并对其七律《伏天遣意》分判剖析，说这首诗头两联写作者每天楼下纳凉，写诗度日，已到贪睡忘忧的境地。颈联却由都市的拥挤联想到政治的鱼烂，变化很不连贯，好像两首诗生凑成了一首，因此尾联虽然切题，却显得勉强。这表明他“工力、才力都有不足，不要说与杜甫相比，即使与他的同学梁鸿志、黄濬比起来，恐怕也相去甚远”。能如此中肯地点评旧体诗的人，现在恐怕是不多见了。不知道别人怎样，我对这种于深细处见功夫，却不张扬自负的文字，怀着一种宁静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