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明朝一段治理较好的时期，称为“仁宣之治”，是有意忽视永乐政绩，称“永宣之治”更合史实——

永宣之治：内政外交多姿多彩

　　明初，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的恢复发展，到仁宗、宣宗两朝，出现了社会经济的繁荣。永乐帝驾崩后，他的儿子朱高炽、孙子朱瞻基先后即位，是为明仁宗、明宣宗，这个时期被认为是明朝国力最强、政治最清明的时期，形成了明代早期国泰民安的升平景观。后世有史家称之为“仁宣之治”，堪比周朝的“成康之治”、汉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宣德十年（1435年），朱瞻基去世，年仅三十八岁。“仁宣之治”就此完结。

　　以前，当人们谈到明代治理较好的时期时，常常提到上述“仁宣之治”。实际上，仁宗只在位10个月，即使他再英明，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国家治理成盛世。他除了一即位就下令停止“下西洋”以外，并没有什么重大举措为后人所知。但他为人宽厚，“深恶赃吏”，名声较好，故文人多愿为他说好话。宣宗只在位10年，基本上是个守成之君，其统治期间“蒸然有治平之象”，其实也是永乐年间鼎盛的余绪。仁、宣二帝所倚重的大臣，如“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蹇夏”（蹇义、夏原吉），都是永乐年间的遗臣。正是在明成祖永乐年间，明朝的国力达到鼎盛。明成祖以此为基础内外经营，使永乐年间呈现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辉煌。以前，由于明成祖是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来的皇位，被封建士大夫称为“篡逆”，故不愿肯定永乐帝的政绩。今天人们已清楚，靖难之役实则是皇族内部争夺皇位的战争。永乐年间的盛世景象也应该得到如实的承认，把永乐盛世和仁宣时期的太平合称“永宣之治”，更合于历史实际。

　　永乐年间出现了许多治国名臣，在仁、宣二帝时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永乐盛世的出现是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明成祖生于乱世，深知以农为本的道理，也深知农事之艰难。有一次，有的官员主张要农户自己把粮食运往北京。永乐帝不同意，说了一段颇体恤民情的话：“国以农为本，人之劳莫如农……幸足供赋租，而官吏需索百出，终岁不免饥寒，又可令输数千里之外乎？”一个封建帝王能说出这种话，是难能可贵的。

　　永乐帝经常发放给穷苦农民耕牛、种子之类，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中的困难。打开《明实录》就会发现，这一类记载可谓俯拾皆是。例如，永乐帝刚即位一个月，“以北平、山东、河南累年经兵，缺耕牛，特命……以官牛给之”。当年年底，户部郎中李昶奏言，北平各郡县的老百姓“虽多复业，今尚艰食，且乏牛耕种”。明成祖遂命调粮接济，并命官府买一些耕牛发放给他们。这对农民恢复生产来说，自然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永乐帝提倡臣下直言民间疾苦。有一次，永乐帝对通政司官员说：“设通政司，所以决壅蔽，通下情……自古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国。”因此，凡有关百姓休戚者，虽小事亦必须马上奏闻。如自己不报，别人却报了，则对地方主政官员要严加惩处。有一年，河南遭受了水灾，地方官匿而不报，反而说是个丰收年。永乐帝遣人巡视，发现有不少老百姓在吃草种子，甚至有人已饿死。永乐帝立命对这些地方官严加惩治，并为此榜谕天下：“自今民间水旱灾伤不以闻者，必罪不宥”。

　　正是在永乐帝一系列措施的激励下，出现了许多治国名臣，其中最著名的大概就是“蹇夏”（蹇义、夏原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了。他们都直言敢谏，清正有为，使永乐时的政治比较清明，“政无壅蔽”，从而促进了永乐盛世的形成。这几位名臣在仁、宣二帝时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永乐年间是明代历史上最多姿多彩的时代

　　永乐帝依仗国力强盛，陆续兴办了一些浩大工程，影响深远。其中，大规模营建北京和浚通大运河影响最大。永乐帝要将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故营建北京的工程十分浩大。经此营建，北京建筑的布局更加匀称整齐，设计更加科学合理，许多建筑巍峨壮观，显示了中国古代独特的建筑艺术和风格。迄今为止，除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新建筑外，北京的基本格局都是永乐时期奠定的。例如故宫的宫殿，虽几经焚毁，几经重建，但仍保留着永乐时期的基本样式和格局。

　　永乐帝以强大的国力为后盾，积极发展对外交往。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永乐帝遣使四出，广加招徕，使中外使节往来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并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空前壮举。实际上，除郑和外，还有很多数次出使的使节。例如侯显出使榜葛剌（今孟加拉国）、尼八剌（今尼泊尔）等地，《明史·侯显传》赞道，侯显“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像李达、陈诚数次出使中亚诸国，陈诚还留下了一部《使西域记》。与此同时，外国使臣也频繁来华，使洪武末年那种“门前冷落鞍马稀”的局面顿时改观，外国来华使节“络绎于道”。永乐五年（1407年）就有11个国家的使节来华。永乐十七年（1419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回国时，就随船带回了17个国家和地区的贡使。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来华朝贡的共“十六国，遣使千二百人贡方物至京”。这种盛况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除外国贡使和王子、王妃外，永乐年间还有4个国家的国王7次来华，其中3个国王死在中国，葬在中国，成为中外友好交往的佳话。这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表明，当时的中外交往是何等之盛。这种“万邦来朝”“祯祥毕集”的盛况正是永乐盛世的一个典型表现。这正如《明史·成祖本纪》赞语所说，永乐帝“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对永乐盛世的这种赞誉是毫不夸张的。史实表明，永乐年间是明代历史上最多姿多彩的时代。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这种盛世景象也是不多见的。

　　应摒弃对永乐帝的历史偏见，如实地承认“永宣之治”的客观史实

　　汉有“文景之治”，唐有“贞观之治”，清有“康乾盛世”，这都是对治理较好的一个时代的概括和赞誉。这样的时代应具有几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比较安定；二是政治比较清明，国力强盛，在经营边疆和抵御外患上功业卓著，虽兴办浩大工程而财力不绌；三是在文化建设上卓有成就。

　　以这几个标准来衡量，永乐年间都完全具备，而仁宗和宣宗年间则不全具有这些特征。与永乐帝积极进取的治国方略相反，仁宗和宣宗都是采取保守退缩的方略，以守成为主。今天人们看到，故宫、天坛、京杭大运河和武当山宫观都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而它们都与永乐帝的名字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物可与明成祖永乐帝相比。

　　另外，作为一个时代，时间不能太短，不要说仁宗在位不到1年算不上一个时代，再加上宣宗在位的10年，加起来才11年，也很难算得上是一个时代。大概正因如此，所以“仁宣之治”就不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那样响亮，那样为世人所熟知。永乐帝在位22年，将永乐盛世和仁宣时期的太平合称为“永宣之治”，时间跨度33年，就可以大体算得上一个时代了。因此，今天应摒弃对永乐帝的历史偏见，如实地承认“永宣之治”的客观史实。（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