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文艺电影，民族音乐、书法、戏曲等显得小众而高冷的文化，一旦得到合适的展示途径，往往会吸引不少拥趸者。如何给小众文化更多的制度平台和支撑力量，促进其茁壮成长，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最近，“艺术片”成了高频词——远在法国，虽然华语片缺席，但作为艺术片一年一度的盛典，戛纳电影节依然吸引了众多中国影迷的关注；近在国内，年过六旬的电影人方励“跪求排片”之举，使艺术片《百鸟朝凤》实现了从首周票房154万元到总票房超过6000万元的反转。

　　之前，不少文艺片都遭遇在电影院排片时受冷落，甚至有导演愤怒地表示：电影尚未被观众检验就被判处了“死刑”。难道今后文艺片的公映都得靠“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方式来获得排片和票房吗？

　　作为中国第四代导演吴天明的遗作，《百鸟朝凤》讲述了两代唢呐匠的传承和这一古老职业在现代社会的逐渐远去，颇有些现下我们在寻觅的“匠人精神”。但与同期上映的某国外大片相比，这样一部“有情怀无大牌，够文艺缺爆点”的电影一定不会是绝大多数观众的首选。

　　商业电影院瞄准的是绝大部分观众。宣传力度、受关注度、点映的票房和口碑、上映初期的票房成绩以及票价补助，都是影响排片的重要因素，唯独情怀不是。排片场次多了，片子却没人购票，电影院总不能靠情怀来盈利。

　　是观众的观影取向有问题吗？似乎也不是。电影是既大众化又个性化的东西，前者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电影观众，后者是说每个人对电影的审美及对电影功能的认识不同。周末，不少人更愿意看巨星云集、故事精良、特效出众的超级英雄内战，而不愿看“农村人吹唢呐”；但在4月举行的第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展映的360多部与商业几乎不沾边的影片，又出现了场场满座的盛况。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有其逻辑基础。自由选择本就是电影市场繁荣的一大标志。

　　钟情文艺片的导演更盼望的，其实是国家政策和电影环境对文艺片的支撑。面对商业片强大的资金、人力优势，文艺片在市场上本就处于劣势。这种现象在全球第一电影市场北美，以及文艺片扎堆的法国也同样存在。只是在法国，有由政府、电影行业共同支持的上千家艺术影院，为中低成本的文艺片提供可贵的放映机会；在美国，除了艺术院线的长线放映，通过冲击奥斯卡金像奖获得关注和由此带来的正版碟片的销售，都使文艺片有利可图。而到目前为止，尽管年度票房纪录节节攀升，我国却还没有专供文艺片放映的艺术影院以及相应的资金、政策支持，同时免费资源的盛行又让碟片发售无路可走。这就导致了一个奇怪的循环：商业影院为了迎合市场，只把文艺片排在早场和午夜场，想看的人抱怨时间不合适，院线则一边嘟囔着“每天两场都没人看”，一边继续削减排片量。

　　更耐人寻味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的《红高粱》，到2014年的《白日焰火》，这些“卖不出去”的文艺片不仅为华语电影获得了为数不多的国际大奖，还承载了让世界认识、了解中国文化的使命。因此，无论从市场出发，还是从文化传播出发，我国的文艺电影都需要拥有自己的空间。

　　其实不仅是文艺电影，民族音乐、书法、戏曲等显得小众而高冷的文化，一旦得到合适的展示途径，往往会吸引不少拥趸。比如，来自内蒙古的杭盖乐队2008年曾在英国发行了首张专辑并获得肯定，但直到去年拿下《中国好歌曲》的冠军后，才让中国电视观众知道“蒙古音乐原来可以这么棒”；故宫博物院因为“石渠宝笈”书画特展，炸出了无数书画爱好者，甚至产生了“故宫跑”和各种观展攻略。

　　随着公众文化欣赏兴趣的不断多元化、文化鉴别能力的不断提高，我们对小众文化似乎曲高和寡的认识也应与时俱进。如何给小众文化更多的制度平台和支撑力量，促进其茁壮成长，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