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是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期。周人在吸收和继承夏商两代政治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分封制为框架、以宗法-礼乐制度为纽带、以天命-德政为核心政治理念的治理模式，创造性地解决了早期国家的跨区域治理难题。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西周在古代国家治理方面的制度、文化及思想安排，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基石。

　　分封与中心：恢复与重建秩序

　　公元前1046年，武王克商开启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当时周人所直接控制的地域，大致在今天的河南、山西的一带。周人以“撮尔小邦”的身份，打败了“大邦殷”，一跃而成为“天下共主”，如何恢复和重建战后秩序成为第一个考验。

　　为稳定局势，周武王将商都一带的殷遗民封给商纣的儿子武庚；同时，又把殷商王畿之地，分封自己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以便在周边监视和控制，史称“三监”。此外，周人还褒封神农之后于焦地、黄帝之后于祝地、帝尧之后于蓟地、帝舜之后于陈地、大禹之后于杞地，以示怀柔之意。

　　克商不久，新政权尚未稳固，周武王就去世了。即位的成王姬诵，尚在“襁褓之中”，由其叔父周公姬旦摄政当国、代行权力。管叔和蔡叔不服，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继而联合武庚叛乱，史称“三监之乱”。原先归属商人的东方诸侯，也乘机作乱；在周人的根据地西土之上，也有暗中响应的。一时间，周王朝遭遇到严重的政治危机。

　　紧要关头，周公采取果断行动，“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通过“内弭父兄，外抚诸侯”的办法，杀管叔，囚蔡叔，追击武庚，又进行大规模东征。三年后，征服了黄河中下游大部和长江流域部分地区，统治范围东至山东半岛，西到六盘山，南抵淮河和长江中游，北达燕山一线。面对更加广大的服属地域，周人在承认原有旧邦国或地方人群的自治管理之外，更主动地在东方殷人势力旧地，大规模分封王室宗亲和重要功臣。

　　此次分封，就是文献中常说的“西周封建”。“封建”一词，最早出现在《左传》：“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意为周公看到管、蔡二叔不德，采取了分封亲戚的方式来保卫周王室。由此可见，西周的封建，就是天子将王室亲戚或功臣派往外地建立邦国，通过建立王室与地方诸侯的统属关系，来达到统治天下的目的。

　　这一批新封的诸侯，主体是周王室的后裔、近亲或姻亲，是与周王室关系最为密切的“自己人”。史料记载，周代分封的对象中，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鄷、郇等，是文王的儿子；邘、晋、应、韩，是武王的儿子；凡、蒋、邢、茅、胙、祭，是周公的儿子。据说，周人分封了71个新国，其中姬姓之国有53个，“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此外，齐国分封的是跟随武王伐商的姜尚父，燕国受封者是为平叛管蔡之乱立下汗马功劳的召公。

　　分封之后，这些新诸侯以其国名作为氏名。他们来到新领地进行开拓和发展，能够打破旧有格局，有效分割了原先殷人与地方的联系；同时，这些新诸侯要在新环境中生存下去，又必须依靠周王室这个坚强有力的后盾。借助彼此间的血缘联系及现实利益的需求，周天子与受封诸侯们得以有效联接并相互策应，从而建立起“天下国家”的统治秩序。

　　为更好地控制东方地区，周人还在伊洛地区营建新都，史称营雒。新都的选址颇费心思。伊洛地区，是古人所认为的“天下之中”。周人在此建都，并将军队驻扎于此，有利于王室对四方诸侯的有效控制。1956年，陕西宝鸡市贾村出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记载了周成王五年四月的一天，成王在京室对宗族小子的诰命，其中就有“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意思是我要营建天下的中心（中国），以此统治百姓。对于选址，周公的解释是，此地距四方诸侯道路远近相同，方便各地诸侯贡赋，当然也方便王朝对四方诸侯的控制。由此，西周封建，成为周人实施王朝统治的有效手段。这种地域治理模式的有效运行，最终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传统天下差序格局的重要制度渊源。

　　宗法与礼乐：家族统治的原则

　　分封制度的推行，初步解决了周人的大地域控制难题。但分封制度有效推行，尚需借助并改造传统的血缘关系，并赋予新的政治原则，这就是周人的宗法制度。周代宗法制度，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政治关系为核心，再配上与之相应的差序分布的礼乐等级制度，即所谓“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从诸侯、卿、大夫，延伸到贵族的最末一等士阶层，形成了层级分布的组织关系和身份秩序，成为周代政治秩序维持的基本纽带。

　　宗法关系，首先是宗族内部的等级原则。拥有共同祖先的后世子孙宗亲内部，依据与共同祖先血缘关系的远近，分化为“大宗”和“小宗”。大宗是先祖血统及政治地位的直接继承者，地位要高于小宗，大宗的继承者叫宗子（宗族长），其地位要高于其他宗族成员。这种划分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

　　宗法制度不仅是一种血亲关系，更是一种政治关系和管理秩序，与尊卑位分相应，伴随着大宗与小宗、宗子与宗族成员之间的权力和义务关系。每个贵族家族都有共同的姓氏、祖先和宗庙、墓地，甚至田土、居邑，客观上有利于化解矛盾、加强团结，进而达到全面巩固和维护周王室统治的目的。各宗族内部成员对宗族、对宗子，负有服从的义务；大宗和宗子，也要相应地维护本宗族成员的利益，负起组织、管理、团结、照顾甚至支配族人的责任。为了宗族利益，宗子甚至可以决定宗族成员的生死存亡。

　　由此可知，周代宗法制的实质，是一种血缘集团内部管理和支配的制度。而宗法制的推行，则体现了周人改造传统血缘关系，并用以维护政治权力及经济利益再分配的创造性转化的努力。

　　在西周宗法制度下，父既是宗君又是尊长，君臣之义等于父子。血缘宗族集团与地缘政治相结合，是西周政治的一大特点，也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传统，为后世王朝所继承。后世王朝始终是一个皇家的天下，如东汉后期出现的累世公卿、魏晋南北朝的世家大族、隋唐的关陇集团和官修氏族谱系、宋代地方宗族的重新构造……宗法制度催生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伦理体系，后世的忠孝观念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秩序，以及有关祠堂、家谱、义田等反映族权、父权与夫权的内容，无一不与西周宗法制度的历史遗产相关。

　　与分封制、宗法制互为表里，周人对原始宗教仪式进行改造，将之设计为以政治秩序为主体的一整套礼乐制度，作为维护王朝政治的行为规范与伦理原则，并将其延展至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各种礼的举行，周人的社会秩序和规则得到确立和维护。乐则通常配礼而行，其作用在于协调上下、体现和谐。周礼的核心，是强调不同等级的权利义务关系之分别，以达成稳定且有差别的社会秩序。

　　周代的礼乐传统，成为古代中国礼乐文明的基本秩序原则和有效治理形式，为后世治理提供了基本的政治模板。孔子所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正是对周代礼乐制度之盛状的有力概括。西周礼乐传统，为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所继承，对后世古代政治思想演化产生了持续且深远的影响。

　　天命与德政：仁政理念的历史来源

　　天命观，是周人有关天下秩序构建的核心观念。文献所载，周人对夏商以来的天命观进行了改制，提出了“有德者居之”的天命改易理论，以更好地阐释周人代商取得统治的合法性。

　　周人的天命观，首先强调上帝有命（天命），是统治权力合法性基础。夏、商之所以能有天下，乃是因为得到上天的眷命。周之代殷，同样是天命所赐。商灭夏、周灭商，都不过是“惟恭行天之罚”，替天行道罢了。既然上天意志发生改变，天命的转移也就是可以理解的。

　　周人对天命观的最重要改造，还在于明确提出了天命与德政的内在关联。周人认为，商人之所以陨命，是因为商人沉湎于饮酒，以及商王对下民疾苦缺乏关心所致的失德行为。而周之所以受命，也是文王、武王能行敬天、明德、乂（爱）民。

　　周人强调，天命的转移并非不可把握，上天实际上是以德的要求来检验下界统治者，想要长久保有天命，就必须谨慎小心、如履薄冰，吸取前代和祖先执政的经验教训，时刻敬天、明德、保民。因为民心、民意是统治者德行影响的结果，也是上天意旨的风向标。

　　于是，我们在西周金文和传世文献中，看到了大量强调德行、敬天的语句，诸如“畏天”“克明俊德”“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等，都是这种观念的反映。这些观念，在后世王朝又被反复申明，构成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传统和国家合法性理论的重要组成。

　　周人对天命观与德政说内在关联性的解读，有效化解了商代统治者过分注重祖先与鬼神关系的神学迷思，强调现实政治的重要性。其中蕴含着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理念的深刻变革，成为后世统治者强调仁政理念的重要历史来源，也对中国王朝政治实践理性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古代思想家持续讨论的主题：道与天命、德行、秩序……都能够从西周文化中找到雏形。（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本文根据东方讲坛·文化中国主题系列讲座速记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