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红楼梦》问世以来，随之就有研读者“红学”的戏言，其后虽有“索隐红学”的各种猜谜，却尚无人认真对待，只有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出炉，才公开标榜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确立。新红学的考证也确有成就和贡献。只不过胡适根本没有读懂《红楼梦》，在他的心目里，曹雪芹只是在记述平淡无奇的家事——贾宝玉即曹雪芹，贾政即曹頫，而在另一位新红学家俞平伯先生的代表作《红楼梦辨》里，虽有较精细的品评，却也被视为“不脱东方思想窠臼”的“闲书”。尽管与新红学兴起的同代，已出现过王国维对《红楼梦》的美学品评，鲁迅对《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特别贡献的崇高评价，以至上世纪50年代还发动过一场对胡适派唯心主义的思想批判运动。到了今天，红学研究已经取得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甚至可以说，红学已经成为当今学术上的“显学”之一，成果累累。但是，若干年来，占据荧屏主流媒体讲坛和北京图书大厦广告宣传的畅销书却是一种倡导“秦学”的新论。作者自称是承袭了周汝昌先生的写生自传说，并进一步融合了康熙政坛斗争的揭秘和索隐，于是，“淫丧天香楼”的秦可卿，竟变成康熙废太子胤礽的公主隐身在贾府，而且自幼就和贾珍相爱……于是，《红楼梦》由一部伟大的文学杰作，不只在周汝昌先生的考证中，被解读为曹家家事精裁细剪的生活实录，而且在这位论者的解读中，又进而索隐出康熙朝夺嫡斗争中的细事“揭秘”，这在当时一些媒体上真可谓喧嚣一时，痴迷了很多青年读者和听众，但在红学研究中，这本没有引起什么波澜，因为它并不是什么红学研究的新亮点，只不过是200年来红学“乱象”中的“新瓶装旧酒”自传说向老索隐的回归。70多年前，鲁迅曾把它定格为“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几位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只是在被记者追问时，谈了点不同意见，不知为什么，一来二去，网上的谴责胜于一场学术论争。

　　这一幕红坛“乱象”，本与我写这篇序言并无关联，却是我阅读伟科同志这部红学论著所唤起的记忆。本书辑有他这一时期的文章30余篇，有论有评，评多于论，无论评和论，作者都有他独特的视角和解析，给人以有益的启示。本书以《〈红楼梦〉与诗性智慧》作为书名，寓有自励焉。作为《红楼梦》爱好者，本书中《〈红楼梦〉与诗性智慧》、《审美现代性与〈红楼梦〉的意蕴》、《主题预设·叙事张力·意图转移》，更让我对他的“论”多所期待，因为《红楼梦》毕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杰作，而且堪称世界文学宝库艺术创作的范本。因而，对小说本体的解读，以提高读者的鉴赏水平，深刻认识《红楼梦》的真实的思想艺术价值，才是当前努力该做的工作，读者寄有愿望焉！（本文为作者为孙伟科著《红楼梦与诗性智慧》所作序言，该书入列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