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乃儒1935年11月生。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课教学。1997年3月退休后，继续进行儒学与文化比较的研究。主要著作有：主编《孔子百科辞典》《辞海·中国哲学》《中国哲学三百题》，参与主编《中国哲学大辞典》等。

　　核心观点

　　儒学，一向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当务之急是如何进行现代重构，使现代化建设植根于其上，并形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软实力。儒学的重构现在是时候了。必须在它的核心范畴系统、道德观念系统、道德践履系统和儒学经典系统四大方面进行全面启动。

　　重构儒学正当时

　　儒学的现代重构这一课题，在上世纪末，正逢世纪之交时，曾在学术界热烈讨论过，当时是对海外学者提出“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回应。到现今，又过了20多年，儒学的内部、外部情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在来研究“儒学的现代重构”，时机已趋成熟。

　　首先，笼罩在传统文化上的种种极左的负面认识已逐渐澄清。随着最近几年儒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人们已经认识到，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乃至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凝聚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需要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

　　其次，对儒学思想资源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的局面。出土文献不断涌现，呈现中华文化复兴的曙光。继上世纪70年代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周易》、《老子》等文物之后，90年代郭店又出土了一批楚简，震惊了海内外汉学家。子思佚籍的发现，使孔孟间传承之缺环得以填补。此后又整理出上博藏楚竹书、清华藏战国竹简和北大藏西汉竹简。研究“早期中国”文化已形成一个热流。

　　当今儒学研究深入表现之一：研究思路有新的拓展。学者们分别提出了：生命儒学、生态儒学、实践儒学、情感儒学、生活儒学、制度儒学等，从各个角度展示儒学的现代生命力。

　　当今儒学研究深入表现之二：再探儒学核心范畴受到重视。上世纪80-90年代，一批学者以全新的思路来研究儒学范畴。如庞朴析“中庸”，牟钟鉴释“诚”，张立文倡言“和合”，都曾拨动众学人的心弦，影响深远。随后的学者研究其儒学范畴来，也同样扎扎实实。例如余治平阐发“忠”与“恕”，写出48万字的专著。骆承烈传承“孝”，不仅写了《社会和谐的基石——孝》专著，而且还编出十二册的《中华孝文化集成》。此外学术界还有关于“礼”、“慎独”等专著陆续问世，不胜枚举。

　　再次，儒学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呈现先达扛鼎、新人辈出的喜人景象。这是儒学可以实现现代重构的组织保证。曾几何时，当新世纪来临之际，多位德高望重、学贯中西、通古博今的大师相继去世，我们曾经担忧国学重振受阻。所幸的是，在各省市的高校、社科院中的儒学研究机构里，仍有一批学术骨干。他们不为市场经济中刮来的各种“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狂风所动，安于相对清贫的生活，埋头于学术研究。他们所著的一本本专著，所编成的一册册刊物，所主持的一场场论坛，都似一盏盏薪火相传的明灯。

　　更为可喜的是一批学术新人崭露头角。他们的成长是文化复兴事业的希望所在。最近一群青年才俊，对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提出诘难，出了一部名为《何谓普世？谁之价值？——当代儒家论普世价值》的书。此书篇幅不大，但即面世便被广泛关注。

　　复兴儒学的力量不限于学界，民间的“草根儒学”也值得重视。现在，已经出现了民间创办的非盈利的学习传统文化的学堂书院，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网站已有几十个；国学进家庭、社区、中小学刚起步，已涌现一些“孝文化村”、“礼义文明社区”之类星星之火。

　　最后，儒学的现代重构的根本动力，在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发展趋势。

　　国家已经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到日程上来。很难设想隔绝、摒弃传统文化而能建成文化强国。而具有悠久、深厚、优秀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当务之急是把占中华传统文化主干地位的儒学系统，尽力梳理与重构，使现代化建设能植根于其上，并真正形成为文化软实力。可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文化传统破坏容易重建难，国民正陷入价值观迷失的困境。如何借儒学之振兴，促进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之建设，已经成为文化工作者文化自觉的强劲动力。

　　儒学思想四大系统的现代重构

　　两千多年来，儒学思想的历史发展曾经历过多次重构。学术界曾有过儒学发展“三期说”（牟宗三、杜维明）、“儒学四期”说（李泽厚）和“五阶段论”（成中英）等论说。这里想避开这些分期说而直接谈儒学的现代重构，主要为求简单清晰。

　　儒学思想的长时期运作、发展，形成其层次丰富、各有其独特内涵的结构系统。概括地说来有四大系统：（一）儒学的核心范畴系统；（二）儒学的道德观念系统；（三）儒家的道德践履系统；（四）儒学的经典系统。依靠这四大系统的运转，儒学才得以持续发展，它的社会功能得以不断扩张。我们所说的儒学现代重构，就是指分解其各系统的诸元素，视其所具有现代价值进行加以重组，发挥它的除国家意识形态外的各种社会功能。

　　第一、儒学的核心范畴系统。

　　这一问题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最近崔大华的《儒学的现代命运》把儒学核心范畴的分析放在突出的地位，认为“仁、礼、命”三范畴，构成了“心性的、社会的、超越的”三层面的完整体系。与其相似的，郭沂提出了“礼、仁、易”三范畴代表了孔子的核心的“教化”、“内省”、“形上学”三阶段思想。“礼”、“仁”为核心范畴，二者相同，唯形上、超越层面，前者遵循传统说法称“命”，后者根据孔子晚年喜易，把“易”作为最高的境界，故曰“易”。我们讲“现代重构”，就关涉到阐释学。既要忠实于文本，包括古本经典与新发掘出的文本，又要注重其中的现代价值。

　　先说超越层面的儒学核心范畴。如标之以“命”，这即使是针对原始儒学来说，也不甚理想。孔子虽然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但是他很少说“命”。这是宗教与哲学相交织的概念。尽管有学者可以精辟地说明：“儒学以其道德理性的‘命’之理念，破除了非理性的鬼神、术数迷信，屏障了对人格的外在超越之超理性的宗教信仰。”可是要现今的百姓来理解它，是相当困难的。

　　于是，有学者试以“诚”范畴代之，认为“诚是本体之学，诚是天道人道之本”。讲得很有道理，可是很多人只是把“诚”与“信”联系起来，只认可“诚是德性之学”。先秦时期，具有超越性意义的概念有天、神、命、道、诚、数、气等。其中具有哲学涵义的除“诚”外，当推“道”了。从孔子以来，儒家论道，不绝于耳。把“道”列为儒学在超越层面的核心范畴，可能有两个问题需要理清楚：一是历来认为把“道”作为最高哲学范畴始于老子，现又列入儒家，就有了先后高下的问题。其实儒道是中华文化最主要的两大家，关于“道”的思想，同源而分述不同，是不奇怪的。儒经中的《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与《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为天地母”，“万物之宗”，所概括的内涵各有千秋，异中有同。二是在儒学理论体系中“道”是否为最高范畴。张岱年认为在《易传》中“最高范畴应该是‘易’是‘太极’，其次才是道”。最近郭沂著《道哲学概要》提出太极相当于奇点，是有始有终的，“只有道体才是绝对永恒的”。道转化为现代人所能理解的超越性，是没有什么阻碍的，可用很多现代话语加以阐释的。

　　关于“仁”和“礼”是儒学在心性和社会层面的核心范畴，这在学术界是没有大的分歧的。现在大家关注的是这两个范畴的现代价值与现代转换问题。譬如“仁爱”这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是否具有新的普遍价值，在救助现代人的生活意义失落上，有何积极意义？在仁爱的境界观、幸福观、责任意识等问题上，还有许多文章可做。关于“礼”范畴，以往多从消极方面加以批判。现今学人对“礼”文化重新加以审视。清华大学开设了“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课程。更有人对中国礼文明与西方近代法文明进行比较，探讨重构当代中国礼文明体系，肯定了礼在现代社会中调解人间关系、制衡利益关系、树立新风尚方面的作用。

　　还应该把“和”纳入儒学核心范畴系统。“和”是儒学在方法论层面和实践操作层面的最重要范畴。孔子提倡“和而不同”，要善于协调各种不同意见，并形成新的见解。“和”与孔子所称颂的另一概念——“中庸”，意义相近，都关涉到儒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和”是儒家处世行事的方法、准则，也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关于“和”范畴，近年来讨论、论述得较多，这里不再赘述。以上我们已概述了儒学核心范畴系统：道——仁——礼——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