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能够出现这一写作新气象并非偶然：一方面与写作传统有关，非虚构写作所具有的强烈的现实情怀与山药蛋派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山西的区域站位，使得山西既坚守本土生存，又得以及时觉知外界新潮的涌动

　　非虚构写作以其坚实、新颖且具有现实意义的史料展示和论析让公众眼前一亮，成功的非虚构写作，不能脱离公众生活、不能脱离时代现实，而是要引领公众精神发展潮流的这一常识，再一次得到证实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以观点创新著称，90年代则以对史料的重新勘探为主。进入90年代，一些退休的领导人撰写回忆文章，学者通过新的史料研究民国史、党史、共和国史，特别是作家以史料为依托创作有思想性的纪实文学。这些文章既有历史真实、思想深度，也有生动、感性的细节，可以将其称为文史大散文、纪实写作，也可称为非虚构写作。

　　100多年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振聋发聩的观念变革之后，渐进性地通过史料去除原有观念对真相的遮蔽，还原真相的同时形成新的观念，显示出一种坚实、接地气、科学的写作力量。

　　在这方面，山西涌现出一大批颇有成就的写作者，值得关注：周宗奇、张石山、张锐锋、鲁顺民、黄风等作家的系列作品，陈为人的系列文人传记写作，韩石山的几部人物传记，毕星星在国内各大报刊上刊发的一系列的乡镇民间纪事，赵瑜的报告文学等等。他们或写少年时代投身革命，几经风云，历尽沧桑，及至人生暮年以新的视角回顾自己一生的“两头真”；或写迷失与觉醒同在，悲剧与喜剧并存的文人群像；或写乡绅的没落，耕作的艰辛。放眼全国，就一省而言，能形成这样一支整齐的、高水平的非虚构写作队伍，应该说比较难得。在当代，他们的创作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山西能够出现这样一种写作新气象并非偶然，而应归结于深远的历史原因与写作传统。

　　晋人一向务实，注重对现实世界的关注， 理论要放在现实世界这个标尺上给予衡量。这样的特性，形成了山西文学紧密关注社会现实的写作传统。你看赵树理、马烽等山药蛋派的“问题小说”，那“问题”就是农民生存所面临的问题，作家在细节上对农民切身利益的仔细计算与忠实反映，堪比巴尔扎克。恩格斯读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之后说：“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文学作品惟具有历史的纵深感，才能对现实有着更为准确的判断。山西非虚构写作极强的现实情怀与山药蛋派可谓一脉相承。鲁顺民写晋西北土改、毕星星写乡村家族往事，让读者对中国农村、对国人性格有了新的认知；周宗奇写中国古代文人罹祸，非因得罪帝王，却是为讨帝王欢心相互攻讦之恶果，让人反省中国文人之积习。

　　与此同时，在思想资源、精神谱系、知识结构上，因为时代原因，山西非虚构写作又与山药蛋派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都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洗礼，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熏陶着他们。时代风云的激荡、思想资源的丰富、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使得他们的知识结构更为全面，对中西思想体系、学术发展均有所涉猎。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建立他们的价值坐标，加深他们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强化他们的写作功力。

　　山西能够出现这样一个非虚构写作群体，与其区域站位也不无关系。历史上，从春秋以来，五霸山西有其一；大一统时代，山西距历代都城如咸阳、长安、洛阳、西安、开封都不遥远。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山西既能够坚守本土生存，又得以及时觉知外界新潮的涌动，最终结出硕果。近代商业文明初起，晋商显赫一时； 武昌义旗一举，太原立刻响应，且成为民国的“模范省”；抗战时，八路军三个主力师齐聚山西……关注和勾连四方的区域交通和信息优势，使山西政治、文化保持活跃状态。

　　山西非虚构写作有其鲜明的独特性。就以近年来说，与书写政治生态、文坛、学界生活不同，山西的非虚构写作更多关注平民百姓的底层生活，譬如户口制度对乡民生存的影响等，即使写科学家、学者，也是更多地关注他们平民的一面，如陈为人笔下的马烽、胡正。

　　其实，细究下来，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界之所以能够引领公众的精神潮流，与当时文学界对公众生活、对社会现实的高度关注以及这一关注所包含的思想含量之高是分不开的。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越来越“纯”化、“卡拉OK”化，越来越疏离于公众生活、社会问题，原本高于现实生活的文学创作反而不如真实生活精彩，不如真实生活更能激发公众的想象力，更能够全面表现人生。今天，非虚构写作以其坚实、新颖且具有现实意义的史料展示和论析，让公众眼前一亮、倍感兴奋。非虚构写作不能脱离公众生活、不能脱离时代现实，而是要反映现实、引领公众精神发展潮流的这一常识，再一次得到证实。非虚构写作体现了创作主体的承担精神，在史料展示、探析中所体现的现实关怀的坚实、深刻，值得重视。

　　与非虚构写作取得的成绩相比，人们对非虚构写作的重视、研究、评论还远远没有跟上。在山西，尽管非虚构写作已成为新气象，成为山西文学创作继山药蛋派、晋军之后又一个文学新阶段的主要标志，但还是难以进入山西文学界的研究、评论视野。其实，在世界文坛，非虚构写作早已举足轻重。新世纪以来，先后有奈保尔、帕慕克、赫塔·穆勒、阿列克谢耶维奇等以非虚构写作见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奈保尔甚至认为，长篇小说是19世纪的产物，21世纪则是非虚构写作的世纪，他要通过写实为人类书写记忆的权利而战。诺贝尔文学奖百年纪念之际，瑞典文学院以“见证的文学”为主题召开研讨会，提出希望文学起到见证历史的作用。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学或者说在中国古典散文中，更是文史一家的。由此可见，非虚构写作的价值还需要认真地发掘和高度重视，不仅山西文学如此，整个中国文学也如此。（作者为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