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静如。赵朝峰 摄

　　每一个投入张静如门下的学生，被老先生要求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读《新青年》。

　　不是光读正文，而是每一篇都要读，每一个字都要读，连广告都不能放过。

　　没有学生去抱怨，因为他们知道，这位突破中共党史研究的藩篱，把中共党史研究提升到科学境界的老先生，当年就是这么一篇篇读出来的。

　　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张静如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工作期间，把《新青年》月刊一至九卷、四期季刊，外带五本不定期刊，一字不漏，全部读完。有人不明白他为什么连广告都看，张静如说，看广告可以知道很多事，比如看杂志广告，就能够知道哪种杂志上有什么人发表了什么文章。

　　他要的，始终是一手资料。而大量占有一手资料，正是科学进行历史研究的第一项工作。

　　或许从这里，人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张静如可以被学界称为“明确提出中共历史的学科性质是历史学科的第一人”，为什么他可以突破长期以来人们把中共历史研究当作政治理论学科的局限，把中共党史研究带上了新的更高的境界。

　　8月29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党史研究专家张静如逝世。

　　学子们在网上留言：“还想开学能听到先生讲课，以后不可能了。”

　　“歪打正着”的学术路

　　蜚声海内外的张静如，他的学术道路却是从“歪打正着”开始。

　　1954年，张静如受北师大马列主义教研室派遣来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师从敬业而有点“教条”的苏联专家萨波什尼科夫。张静如原准备把论文题定为“梁启超改良主义研究”，结果苏联专家大发脾气：“你是共产党员，怎么能研究改良主义？”

　　于是，他只好将论文题目改为李大钊研究。这次，萨波什尼科夫伸出大拇指，连声说“好”。

　　张静如后来略带调侃的回忆：“多亏他，歪打正着，否则，我也许一事无成。”

　　确定题目后，张静如首先集中精力搜集李大钊的著作。当时，能够参考的李大钊的著作目录，一个是1951年2月3日刘弄潮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李大钊著述目录试编》，共一百多篇；一个是同年5月24日上海《大公报》上发表的蔡尚思的李大钊著述的分类编目，共二百多篇。

　　张静如多方求问，最终在中共北京市委档案室借来李大钊著作的抄件三百多篇，全部抄下，并用能够找到的原件校对。在此基础上，他又从报刊上发现一些李大钊文章。随后，他结合五四运动前后到整个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认真研读李大钊的著作，列出写作大纲。经过半年的时间，他写出了毕业论文《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

　　扎实的资料基础，让这篇论文一问世就风华正茂。1957年，《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国内外研究李大钊革命思想的第一本书，填补了一项历史研究空白。1978年，他又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李大钊同志的历史功绩——驳“四人帮”对李大钊的诬蔑》，为李大钊平反。作为李大钊研究会的元老，他东奔西走，推动中国李大钊研究高潮的到来……这一个又一个“第一”，让张静如成为“国内李大钊研究的第一人”。

　　年仅24岁就出版了人生中第一部学术专著，恐怕张静如自己都没想到这一点。因为在中学时期，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顽童。

　　早在上初一的时候，张静如就抽了人生的第一口烟。那年他11岁，看邻居家的大孩子抽烟，觉得好玩，问：“抽烟是什么味儿？”大孩子说，你试试。张静如拿过来一口吸进去，头立刻就晕了，待吸了第二口，便已不再发晕。从此，张静如开始偷着抽烟，为此，还把家里给他买早点的钱都拿去买烟。

　　不仅如此，他还逃学，打球，就是不学习。老同学魏华聪问他，不好好念书，将来怎么活着？张静如说不要紧，我爸养活我。

　　魏华聪说，你爸爸要比你先死，到时谁来养活你？

　　一语惊醒梦中人。张静如从此下决心好好读书。也因为这句话，魏华聪成了他一生感谢的对象，“他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此后几年，张静如刻苦读书，成绩突飞猛进，也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三毕业前，因为特别向往当著名历史学家陈垣的学生，他决定考辅仁大学历史系。当时报考大学要填五个志愿，张静如全填了辅仁大学。

　　后来，张静如回忆说：“做事不能姓‘碰’，而要‘想’，考不上，就去工作。我要当陈垣先生的学生，我要成为历史学家，当大学历史系的教授，这就是我那时的决心。现在，许多考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没有自己的志愿，完全姓‘碰’，碰上什么学校、专业就上，也不管自己喜欢不喜欢。其实，兴趣很重要，要做的事没有兴趣，肯定做不好。”

　　那个夏天，张静如如愿以偿，进入辅仁。短短几年后，以李大钊研究为起点，他崭露头角，连冯友兰都两次出面，把他邀请到家中，希望他留在北大。

　　坚决不人云亦云

　　张静如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年内完成蜕变，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接受了科学的学术训练。

　　那时的张静如，上课时听的是各位大师的亲自传授，课余时便在图书馆里刻苦攻读。为了研究问题，他除了在辅仁大学图书馆看书和向老师借书之外，还常去北京图书馆。手里没有坐车的钱，他只能走着去，虽然很累，但却不在乎，来回劲头十足。每去一趟，他就待够一天，中午只吃个烧饼。他没钱买书，便把自认为重要的原始材料用手抄下来。每抄完一个材料，他都像完成一件大事，“心里美滋滋的”。

　　在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工作时，他曾多次聆听陈垣等名师的教诲；在北京大学进修哲学期间，他又接触了冯友兰、金岳霖、张岱年等名师，由此在史学与哲学两个领域都受到良好训练。在这一阶段，他总结出进行历史研究必备的两个条件：一是要掌握大量的原始材料。就是说，一定要从大量原始材料中分析出结论，不能靠二手材料做文章。对于以往研究者的成果，可以而且应该参考，但不要被其左右。二是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不管研究者以什么理论为指导，这是个人的选择，但没有理论指导不行”。

　　这个总结，成为影响他一生的研究思路。他在研究过程中一定要准确掌握确凿的“一手材料”，坚决避免不求甚解地照抄“二手材料”及人云亦云。

　　这个坚决不“人云亦云”，还给他带来一场小麻烦。

　　1959年上半年，张静如担任党史课教员。他看到《中国青年》记者采访当时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的一篇报道，董老在里面说毛泽东在中共一大时当选为中央委员。原来，董老把中共三大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局秘书的事给记错了。在课堂上，张静如就对学生们说了董老出错的事。

　　后来这事被反映到学校，一位领导找到张静如，把他批评了一顿。董老是一大的出席代表，领导说：“是你知道‘一大’，还是董老知道‘一大’？”弄得张静如啼笑皆非。

　　这场小风波当然没有动摇张静如实事求是的决心。张静如对自己的学术活动特点描述为“有开创性、实事求是、深入浅出”，可以说，“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正是对他一生学术精神的高度概括。

　　这与张静如给别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恰恰相反。

　　人们初见张静如，常常会觉得他是个老派守旧的人，因为他脚上总是穿一双老式布鞋，绝大多数时候一身便装，极少着西装、打领带、穿皮鞋。

　　然而，他的观念却非常现代，时刻从飞速发展的社会和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寻找新的研究角度、开创新的研究领域。他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还要深入研究，提出建设性意见。

　　他常常批评学生：“有的同志写的文章，堆积不少材料，却缺乏提神之笔”。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可以冲破窠臼，为党史研究打开一片新天地。

　　李大钊在《青春》一文中说，理想的人生应“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追求“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保持一个“活泼泼地之我，无尽青春之我”。

　　对李大钊的研究者张静如来说，用这话形容他的学术人生，再恰当不过。

　　“党史就是中共领导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历史”

　　“有人说，学问有两种，一种是把谁都不懂的东西讲得谁都懂，另一种是把谁都懂的东西讲得谁都不懂。先生当然属于前者，他的教学非常口语化、通俗化，深入浅出。比如说，如果用一句话总结中共历史，有人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但先生总结为‘中共领导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历史’。”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树荫说。

　　不要小看党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还是“中共领导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历史”这样的表述差异。这恰恰点出了新时期以来，困扰中共党史研究的根本性问题：党史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应该如何界定？是政治理论课，还是历史科学？

　　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明确提出质疑的，正是张静如。

　　长期的实践中，党史学在高校一直被列为政治理论课范畴，使人们逐渐忘了它作为历史学科的性质。张静如敏锐地意识到，这种错误的认识和定位，对党史学科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张静如认为：“学科性质问题，是研究一切问题的前提。只有承认党史学是历史科学，才能使党史学的研究按照自身规律发展。摆错了位置，难于避免走上歧路。”

　　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之后，张静如在《党史研究》上发表了《党史学科建设断想》一文，从学科建设的高度，第一次明确指出“党史学是历史学”，并系统地论述了中共党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问题。学科的性质一旦明确，就为中共历史学科的建设奠定了基础，这一点对于中共历史研究来说至关重要。

　　此后，张静如又率先提出要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角度研究中共历史。

　　长期以来，党史研究并不重视这个问题。张静如提出，不要老是研究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应该重视生产力的研究。1993年，他发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一文，提出党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奋斗的历史发展全过程。中共历史学主体部分的研究体系和研究重点，要体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核心内容。在党史研究中，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标准衡量政党、集团和个人的历史作用，评判历史事件的性质、作用和意义。

　　作为学科带头人，张静如不断在党史研究领域中开拓疆域，为党史学科开辟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2001年，他突破传统研究模式，在北师大党史学位点开设了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研究方向，从现代化角度观察党史，引领了中共历史研究的新潮流。今年，他任总主编的《中国当代社会史》获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这个奖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仅有两个。直到6月份，他已经重病缠身，仍然没有停下思考，还向党中央建议加强中共党史学科建设……

　　“每十个党史博士就有一个是他的弟子”

　　从改革开放至今，张静如培养了一百多名硕士、博士、博士后和国内外访问学者。同时，他还团结了大批青年党史研究工作者。

　　提携后进，为党史研究学科培养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是张静如埋头学术外另一个愿望。

　　在纪念张静如从教五十周年时，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感慨地说：“在党史界，张静如先生指导培养的研究生最多，平均每十个党史博士生中就有一个是他的弟子。”

　　对待学术，张静如一生严谨苛刻，而在对青年人的成长上，他却始终宽容鼓舞。“对青年人要包容，要支持。”这是他长期坚持的对待成长中的青年人的态度。

　　在一次会议上，一位年轻人发言还没结束，就被一位老同志反驳。张静如不仅支持年轻人大胆把话说完，还批评了老同志不尊重年轻人的做法。

　　从1986年开始，张静如发起组织全国党史学位点年会，构筑青年人相互学习、交流思想的学术平台，三十年来从未间断。2002年，他又自筹钱款设立了我国党史学领域唯一的一个学术论文奖励基金——“张静如中共党史党建优秀论文奖励基金”，来调动年轻人的积极性。

　　张静如带研究生有一套独特的方法，他自称为“师傅带徒弟”。在与学生探讨学术问题时，他常常将对某一论点的阐述融于和弟子娓娓动听的叙谈之中，他习惯点起香烟，让枯燥的思辨与恰如其分的构想也如烟雾般散开，令学生茅塞顿开。

　　许多学生在张静如的指导下，做出了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其中王炳林的《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荣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这是全国中共党史专业第一篇论文获此荣誉。

　　无论是奠基学术，还是教书育人，张静如尽皆念兹在兹，如痴如醉。“务实求真开新经，情满杏坛英才出”，这是他对自己学术人生的真实写照。（通讯员 祁雪晶 王力可 本报记者 高毅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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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静如，我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中共党史学家。

　　主要从事李大钊、中共党史党建、高校党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首倡中共党史学研究、以中国社会史研究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提出并论证了中共党史是历史科学及其重要意义。

　　总计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出版《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社会》、《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中国社会》、《中国共产党思想史》、《毛泽东思想概论》、《中共党史学》、《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中国共产党通史》等40余部专著和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