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重庆大学新闻学院主办的“传播媒体与文化建设高端论坛”在重庆举行，来自重庆当地主管部门的领导和国内10余所高校的30多位新闻界的专家学者出席论坛并作了主题演讲。

　　南京大学丁柏铨教授就新闻媒体与文化建设中的文化心理引导问题作了主题演讲，他指出，前些年，国民与民族对英烈、灾难和耻辱的记忆出现了乱象——以权大者、钱多者为偶像，而不以民族脊梁为偶像；对应崇敬的对象，反而进行鄙夷、加以讥讽。对此，丁教授认为新闻媒体应承担起引导文化心理的责任，具体到操作层面，主要应做到以下五点：在舆论引导过程中，重视文化心理引导；不炒作与积极的文化心理相悖的内容；强化对民族脊梁的报道；加强对矮化、丑化英烈的行为的批评；文化心理引导要入耳、入心。

　　面对新媒体与文化生态的重构，重庆大学董天策教授认为传媒与文化生态高度相关，作为基于信息技术引发的全球性文化现象，新媒体文化是对人类文化的全新建构。新媒体的文化精神主要体现在：强调互动，追求平权；回归“本我”，崇尚自由；标榜“草根”，抗拒精英；高扬感性，尊重个性。与此同时，新媒体文化也存在着诸多悖论：对传统文化的拓展与冲击；自由狂欢与侵权、乱世；草根性与精英化；全球化与民族性。董教授指出，研究网络与新媒体对文化生态的重构要做到以下三点：避免笼而统之的全面性、本质化概括；借鉴、吸收文化研究的思路；明确问题，结合语境，作出学理性的阐释分析。

　　互联网的出现使传媒生态发生了深刻变革，传媒与文化的关系从原来的自说自话变为互动共存。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周勇，以“重庆抗战大后方工程”为例，详细阐述了媒体与文化建设之间的互动与依存关系。周勇主任指出，第一，媒体对抗战遗址保护情况的报道，推动了“抗战大后方工程”的顺利进行；第二，媒体的报道传播了“抗战大后方工程”的成果，包括拍摄纪录片《大后方》、电视剧《周恩来在重庆》，引进美国奥斯卡获奖纪录片《苦干》等；第三，“重庆抗战大后方工程”产生的大批文化产品，也同样塑造了媒体的品牌，成为具有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典型。

　　文化主权是彰显文明生存正当性的最高权力体现，主流媒体要承担起捍卫中华民族文化主权的历史重任。天津师范大学刘卫东教授以媒介形象设计为切入点，探讨了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主权意识。刘教授指出，在技术层面，主流媒体应通过对新闻信息的话语结构进行整体艺术形塑；在社会层面，主流媒体应通过新闻作品提升个体文化主权意识。

　　浙江大学李杰教授则以杭州为例，探讨了“互联网+”时代的文化创意与城市发展。他指出，杭州的文创产业是一种极具研究价值且值得推广的模式，其重心在第三产业，特点是以服务业立足，尤其是与互联网相关的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大数据等产业发展极快。“杭州模式”可总结为“一种理念三个平台”——以“文化为民，落地生根”为理念，以“互联网、会展、金融”为平台。其实现路径涵盖了顶层设计、制度创新、财政支持、平台搭建以及与多个产业相融合。

　　上海大学吴信训教授同样关注科技与文化艺术之间的深刻互动，他将新媒体视为“文化艺术创新的引擎、杠杆和本体”，在新媒体拥抱文化艺术的时代，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关键在于要“以科技作为引擎力，以原创作为生命力”。

　　重庆大学龙伟研究员则分享了他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报业变革与工人阶级文化建设关系的研究。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成立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会发布《关于上海市报纸杂志通讯社登记暂行办法》，该办法标志着国家尝试以新的标准、文化来整合、统率上海的新闻事业，新的报业格局随之形成，报业要宣传和建设的是“为生产服务，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文化。1952年之前，为解决上海报业经济困境，夏衍等人采取了“整编机构、明确分工、改进工作、公私合营”等调整措施，旨在“成为人民的报纸”。

　　杨绍婷（重庆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郭小安（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助理、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