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英国传教士史密斯曾说过这样一番话：“我的调查工作渐渐让我产生一种近似敬畏的谦卑。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永恒过去的地方，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与这个地方密切相关，有些甚至是有世界性意义。对这个地方了解越多，敬畏也就与日俱增。不管我们对延安的未来有何贡献，有一个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延安的历史不会从我们开始，它的历史比亚伯拉罕还要古远，我们是永无止息的，各种各样访客中最晚的，也是最微不足道的一员……”这位100多年前到过延安的英国人，非常敏锐地注意到延安乃至陕北的独特性，回到英国后在其著述中有了上述判断。

　　事实上，陕北不仅是现代史上中国革命的圣地，更是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结合部，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可以这样说，陕北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理文化名词，具有丰富和沉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了解陕北文化，了解陕北文学，也是认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文化的重要方面。

　　陕北的地域与历史

　　陕北高原从地域环境上讲，是黄土高原的有机组成部分。通常是指这样一个区域：北到榆林长城，南到秦岭北山，西到子午岭，东到秦晋峡谷。陕北高原在地理地貌上有两大类型区：一是黄土高原的沟壑区；一是黄土高原的塬梁区。延安以北长期饱经风浸雨蚀形成的沟壑区，构成了陕北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山大沟深、土硗地瘠的地理特征。陕北一方面宜耕宜牧，适宜于生产力低下时期多种民族的生存；另一方面，又是连接中原王朝和草原游牧民族的重要通道。

　　仔细检索陕北历史，发现中华民族的一些标志性文化符号如黄河、黄帝陵、长城与陕北有关；陕北的历史总与刀光剑影的战争直接相关。陕北高原长期处于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拉锯式的争夺状态。史料记载，从殷周至宋元的30多个世纪里，陕北高原上先后出现过猃狁、鬼方、土方、戎、狄、楼烦、匈奴、羌、氐、鲜卑、稽胡、党项、吐谷浑、女真、蒙古、高丽，以及来自西域的龟兹人、粟特人等20多个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民族长期错居。陕北人的人种，有杂交优势，男性多壮实剽悍、倔强豪爽，女性多窈窕娟秀，心灵手巧，人称“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

　　独特的陕北文化

　　“安塞腰鼓”中的陕北 陕北独特的地域与历史，造就了陕北文化。陕北文化呈现出这样几种状态：一是陕北山川地理文化，包括陕北的山、水等自然景观呈现的文化；二是陕北历史文化，即陕北这块土地在人类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三是陕北器物文化，如交通工具、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与陕北人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的器具所呈现的文化；四是陕北的精神文化，是指精神层面的文化，反映在陕北人的气质、性格、行为处事，以及风俗习惯中。

　　“安塞腰鼓”是陕北高原特有的地域文化现象，也是陕北人精神风貌的象征和符号，而这一切均与陕北古老的历史有关。

　　陕北高原是连接中原农业民族和草原游牧民族的重要通道，自古以来就是边关要地：秦始皇时期大将军蒙恬，率30万大军镇守陕北，筑长城，修直道，防止匈奴内侵；北宋时期韩琦、范仲淹、沈括等一代武将、文臣来到陕北，领导过抵御西夏人入侵的战争；而明朝时期九镇之一的“延绥镇”长城，几乎承担了明朝中、后期北方边境一半以上的防务。可以这样说，“安塞腰鼓”既是古代激励边关将士冲锋杀敌、浴血奋战的号角，也是将士们征战凯旋的欢迎曲。古代战争擂鼓鸣金的场面，永远地消失了。这种于激情和力量中的仪式，却深深地根植于陕北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陕北的乡间，腰鼓成为一种娱乐形式，于浪漫中宣泄生命的激情，于诗意中追求永恒的精神力量。

　　20世纪以来，随着中共中央进驻延安13年，以及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安塞腰鼓”这种原来纯民间的广场文化形式，也渐渐走进庙堂，进入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视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安塞腰鼓”曾经在亚非拉走红；20世纪80年代初，在“第五代导演”陈凯歌一炮打响的《黄土地》中，“安塞腰鼓”征服了西欧观众的心灵；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许多次大型的国家庆典，均有“安塞腰鼓”出场。“安塞腰鼓”所释放出的能量，不仅仅是陕北这块古老的黄土地的地域文化信息，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坚毅不屈、意气风发、蓬勃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象征。

　　陕北的鼓文化非常发达，除了有世界闻名的“安塞腰鼓”外，还有洛川蹩鼓、宜川胸鼓、黄陵抬鼓、黄龙猎鼓、志丹扇鼓等等，这叫“多鼓齐打，鼓舞催春”。

　　 陕北民歌、陕北说书与陕北陕北民俗文化呈现在陕北人日常生活的行为方式中。陕北民歌与陕北说书，就是陕北民俗文艺的代表。

　　陕北人爱唱歌，尤其是爱唱民歌。陕北有句俗语，“女人们忧愁哭鼻子，男人们忧愁唱曲子”。古人言，“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在陕北，不论表现喜、怒、哀、乐哪种情感，都是有歌有曲的。陕北民歌内容丰富，题材广泛；通俗易懂，喜闻乐见，易于流传。

　　从体裁上来说，陕北民歌种类很多，有山歌、劳动歌曲、小调、秧歌、风俗歌等形式。信天游，是陕北民歌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体裁。由于“信天游”声名远播，人们一提到陕北民歌，自然会想起“信天游”。“信天游”，也叫“山曲儿”“顺天游”。顾名思义，顺天而游，自然是民歌手们随心所欲、信马由缰地唱出来的。唱给大自然听，让它随风游走。它节奏自由，音域宽广，高亢奔放，成为陕北民歌中最为璀璨夺目的明珠。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诗人李季创作的著名长诗《王贵与李香香》就是用信天游的格式写成的；诗人贺敬之的《回延安》，也是模仿信天游的典范。“东山里的糜子西山里的谷，黄土里笑来黄土里哭！”陕北民歌以其博大的内容，活泼的形式，自由的节奏，优美的旋律和精妙的语言，在中国艺术史乃至世界艺术史上都留下了灿烂的一章。

　　陕北说书这种陕北民间的说唱艺术，某种意义上是陕北民歌的一个变种，深受陕北人喜爱。陕北传统的说书艺人，基本上是盲人或半盲人，为了养家糊口，身背三弦或琵琶，手持木棍，走村串户招揽生意。他们说书的内容，大体上可分为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历史演义、公案传奇、忠臣孝子、农民起义、男情女爱等。他们的社会身份极低，往往被人们瞧不起。陕北说书真正获得新生，是“陕甘宁边区”时期。劳动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陕北民间艺人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成为文艺工作者宣传和介绍的对象。新中国成立后，陕北说书已不再是盲人借以谋生的一种手段了，它成为真正的民间艺术，它已经成为一种综合的说唱艺术。

　　历史视域中的文学

　　清朝光绪年间翰林院大学士王培棻来陕北巡视，写下《七笔勾》诗句，其中有这样两段：“山秃穷而陡，水恶虎狼吼。四月柳絮抽，山花无锦绣。狂风阵起哪辨昏与昼。因此上，把万紫千红一笔勾”“堪叹儒流，一领蓝衫便罢休，才入了黉门，文章便丢手，匾额挂门楼，不向长安走，飘风浪荡荣华坐享够，因此上把金榜题名一笔勾”。

　　陕北高原的历史是战争写就的，刀光剑影与四起的狼烟，锻铸了这块烈土，也培育了无数英雄豪杰。相比之下，陕北由于交通不便，道路不畅，中原儒家文化未能很有效地在这里普及与推广，文化就相对滞后，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古代陕北留存下来的诗歌等文学作品，基本上是来此担任公职的外地官员或者流寓于此的文化人所为，如唐代曾寓居陕北鄜州羌村的大诗人杜甫，就有《羌村三首》等传世；北宋时期，来陕北做官的范仲淹、沈括等均有诗文留世，如《渔家傲》等。相反，土著陕北人却很少有诗文存世。现有资料记载，清末时期，号称“文出两川“之一的延川县，曾出现“秦西闺中不多见”的“陕北才女”——女诗人李娓娓，应该是古代陕北文人的典型代表。不过，李娓娓的父亲曾长期在南方为官，李娓娓也基本上是在陕北以外生活。

　　有自觉意识的陕北文学创作，应该是“延安时期”。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与抗日战争爆发后，陕北的延安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抗战堡垒与“革命圣地”，召唤着海内外知识青年和左翼作家络绎不绝奔向这座陕北高原的小城。这样，以延安为核心的陕甘宁边区活跃着一大批外来的作家群体。尤其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明确以后，一方面，涌入延安的大批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深入部队、学校、农村，进行革命宣传及采风等活动。另一方面，陕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得到最广泛的发掘与整理，如陕北的民歌“信天游”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整理，重新赋予革命的意义，由山野走向广场、走向革命的中心。当然，这里也包括诸如陕北说书、陕北道情戏、陕北秧歌等极富地域特色的民间艺术。

　　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也刺激了陕北文艺人才的涌现。“延安时期”陕北籍的作者有杨醉乡、马健翎、柳青、高敏夫等人，杨醉乡创作了秦腔剧《崔福才转变》、陕北小调《交公粮》、眉户戏《求婚》《劝妻》等小戏；马健翎有秦腔剧本《穷人恨》《血泪仇》，以及眉户剧《十二把镰刀》等；柳青有《种谷记》《铜墙铁壁》等；高敏夫有大量诗歌等。此外，陕北早期革命的创始者之一的高朗亭当时也写过革命回忆散文《游击队的故事》等作品。陕北说书大师韩起祥也是这个时期涌现出的佼佼者，他是“解放区民间说唱艺人的一面旗帜”。韩起祥不仅说新书，而且大胆改革说书艺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说唱风格。

　　新中国成立后，留守在陕北的文艺工作者，始终坚持“讲话”精神，创作出诸多讴歌新时代与新生活的文艺作品。尤其是新时期文学以来，从延安这块文学沃土上起根拔苗的青年作家们，登上更高的文学平台，开始在全国的文学天空中自由飞翔。其中，路遥以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以及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两次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一次荣获“茅盾文学奖”，捍卫了陕北籍作者的荣誉。知青作家叶延滨以诗歌《干妈》、梅绍静以诗歌《她就是那个梅》、史铁生以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陶正以短篇小说《逍遥之乐》分获全国优秀诗歌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刘成章的散文集《羊想云彩》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散文奖”，使全国文坛对延安作家群产生敬意。而李天芳、高红十、史小溪、厚夫等人的散文，谷溪、闻频、晓雷、远村、成路等人的诗歌，高建群、陈泽顺、海波、侯波等人的小说，也让文坛的目光再次瞩目陕北高原。

　　文学中的陕北文化呈现

　　西方美学家泰纳曾提出文学创作与发展的“三要素（种族、环境、时代）论”，认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既包括整体的文学创作，也包括每个个体的作家。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东北作家群”“山药蛋派”“荷花淀派”，均是在地域文化的滋润下成长起来的。对于所有的陕北作家来说，地域文化对他们的创作走向有着直接的影响。陕北高原是其生命根祉，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使作家们对高原生命及文化有深刻的体认，骨子里有种陕北地域文化所赋予的诗意浪漫情怀。

　　“延安时期”作家笔下的陕北 早在1940年代，《讲话》发表后，作家丁玲深入到陕北工农生活当中，写出了一本描写陕北新生活的报告文学集《陕北风光》。作者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和清新的笔调真实地描摹陕北的风土人情，道出了共产党给陕北的山山水水和老百姓所带来的新面貌；同时，也热情地讴歌了陕北普通工农群众，着力表现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时代新风尚。丁玲在《〈陕北风光〉校后记所感》中这样写道：“《陕北风光》这本书很单薄，但却使我走向新的开端……这是我读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有意识地去实践的开端，因此不管这里面的文章写得好或坏，但这个开端对于我个人是有意义的”“陕北这个名称在我的生活中已经成为过去，但是陕北在我的历史上却占有很大的意义……”丁玲的声音具有代表性。

　　“延安时期”，诗人艾青创作出长篇叙事诗《吴满有》；作家欧阳山创作出长篇小说《高干大》等。陕北本土作家柳青也全心全意深入生活，创作出了第一部直接反映陕北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种谷记》，以及展现解放战争时期米脂沙家店粮站干部群众护粮斗争的英雄事迹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等。

　　路遥、高建群、刘成章等陕北土著作家笔下的陕北 我国当代已故著名作家路遥，是新时期以来陕北籍作家的佼佼者。这位早年在延川《山花》这个县级文艺小报上起步的作家，他的作品全部是以陕北高原为背景展开的书写。早在1980年代初期，他创作的中篇小说《人生》，“通过城乡交叉地带的青年人的爱情故事的描写，开掘了现实生活中饱含的富于诗意的美好内容，也尖锐地揭露出生活中的丑恶与庸俗，强烈地体现出变革时期的农村青年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中所面临的矛盾、痛苦心理”，在全国引起了轰动。这部作品不仅荣获全国中篇小说奖，而且改编成的电影也荣获了全国电影“百花奖”。

　　《人生》的巨大成功，给路遥带来荣耀，但他从成功的幸福中断然抽身，开始潜心创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进行更加艰苦的文学远征。他决定创作“三部、六卷、一百万字”的长篇小说，用理想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孙少平、孙少安兄弟等人的奋斗串联起中国社会1975年年初到1985年年初10年间中国城乡社会的巨大历史性变迁，讴歌普通劳动者的情感、奋斗与梦想，要把这一礼物献给“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

　　高建群是新时期以来陕西涌现出来的一位重要作家。他虽然不是陕北籍人，但因青壮年期间长期生活、工作在延安，并且创作出一系列以陕北题材为审美对象的的小说，被人们习惯地称为陕北作家。陕北题材是高建群小说创作的重要母题，其取材于陕北生活的有中篇小说《骑驴婆姨赶驴汉》《老兵的母亲》《雕像》，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等。高建群的陕北题材中长篇小说，一是善于讲述过去的故事，沉湎于历史的追忆；二是通过对众多隐语符号的设置，把人物置身于丰富而灿烂的陕北文化意象中加以表现的。他笔下的陕北题材的中长篇小说，一方面从文化的视角观照陕北，审视高原，在审美视角上获得了新的突破；另一方面采取“合文学目的性”的手法进行创作，小说具有明确的个性特点。高建群笔下的文化现象，是通过那些有意味的特殊的符号来加以表现的。这一切，使其小说完全有别于路遥等人的陕北题材小说的模式。也正因为高建群解读陕北的切入点在文化层面，其小说赋予了新的内涵。正因为此，高建群的陕北题材小说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

　　刘成章也是新时期以来崛起的一位实力雄厚的散文作家。他从1981年开始“中年变法”，由专攻陕北风情散文为发端，卓尔不群，构成了当代散文创作的一方风景，从而获得成功。他不仅创作出《转九曲》《安塞腰鼓》《临潼的光环》《高跟鞋，响过绥德街头》《去看好婆姨》《走进纽约》等脍炙人口的佳作，而且散文集《羊想云彩》获中国作协首届“鲁迅文学奖·散文奖”。

　　史铁生、叶延滨等北京知青作家笔下的陕北 从1968年到文革结束，有近3万的北京知青陆续来到陕北插队。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在新时期登上文坛，成为我国代表性的知青作家，这里面就有陶正、史铁生、高红十、叶延滨、梅绍静、陈泽顺、叶咏梅等。其中的史铁生凭借插队题材的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奶奶的星》连续捧得1983年与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陶正凭着短篇小说《逍遥之乐》获得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叶延滨、梅绍静获全国优秀诗歌奖。这些当年从北京走向陕北农村的知青作家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群”，但他们来自同一地域、受相同文化熏陶，并且在共同的号召下形成了相似的生活经历及生命体验，使得作家创作呈现出一些普遍风貌和独特特征。

　　插队陕北延川县的北京知青史铁生，早在1970年代初就摊上了一种可怕的疾病，成为一位高位截瘫的病人。一位高位截瘫的、母亲却又过早去世的年轻人，唯一的慰藉就是不断回忆那个令他魂牵梦绕的精神故乡。史铁生的目光掠过崇山峻岭，掠过延绵的岁月，飞到一个叫“清平湾”的陕北山村。他一口气写下了著名的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他用至纯至美的散文化语言，给人们带去记忆的温馨，也征服了中国的文学界，捧起了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桂冠。从此，“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这个即使在中国县级地图上也永远找不到名字的地方，却以另一种温馨温暖了无数正带着旅途倦意的中国百姓，神奇般走进中国人的文学辞典，成为无限温馨的记忆所在。

　　曾插队延安县的北京知青诗人叶延滨，这样评价自己的写作生涯，“张开双臂向着天空飞，双脚却长出根须扎在生活的土地里，这就是我和我的命运”。叶延滨1969年在延安县插队落户，住在一户老贫农家，老两口把他当干儿子对待。在这样一孔没有窗户的窑洞中，他常常梦见“我的足趾和手指间长出了许多根须，想起来，起不来，想喊，喊不出声，变成了树。大概这就是‘扎根梦’吧”。诗人的扎根则意味着这是他艺术创作道路的根基，创作出著名长诗《干妈》。《干妈》里的穷娘，一个没有自己的名字——王树清的婆姨，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接纳了我，用疼痛的腿风雪天跑了30里路，为我买回一盏灯；油灯下为我找寻棉袄里的虱子；自己悄悄吃糠咽苦菜却为我留下黄米饭，美好人性在越发粗糙鄙陋的生活环境下愈发彰显。这首诗摆脱了人民、土地、国家等抽象概念，以个人体验表现人性崇高情感，用当地农民的慈爱善良表现普遍的人类之爱，获得对人性、人生的感悟。

　　曾创作《她就是那个梅》的知青诗人梅绍静曾说，“黄土高原是我们国家的缩影”，中华民族也是“一个脚踏在地上苦斗的民族”，所以我们民族的根国家的根就在这里，在这“民族的奋斗精神，不息不绝的生命之力”之中。

　　当代文学史应该感谢这些曾在陕北插队的知青作家。他们不断地将陕北的黄土地纳入读者的视野，赋予了陕北信天游新的艺术生命，挖掘出更多的文学意义上的陕北世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地域写作的意蕴。

　　讲好中国故事

　　路遥1988年创作完《平凡的世界》后，在给《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蔡葵老师的通信中说：“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路遥这句在38周岁时写下的话，某种意义上就是他的核心“艺术思想”。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一位作家的艺术个性应该与民族文化的土壤相契合”。这句话与“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有诸多相似性。不过，路遥的话是30多年前讲的，后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中的行文表述。

　　柳青《创业史》与路遥《平凡的世界》，均是在讲好一个“中国故事”，均是对“中国精神”的展示。“中国精神”为何？我以为就是“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这两句话是对中华民族基本品格的最具逻辑性概括，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准确写照。柳青《创业史》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形成，但其核心是写梁生宝等人在异常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如何走“组织起来”的道路。“组织起来”所呈现的价值核心，即“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也是自强不息的一种诠释。而《平凡的世界》则更是以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的奋斗串联起中国城乡社会普通人物的命运。小说中的孙少安是立足于乡土的现实奋斗者，他为了让村里社员们吃上饭，毅然打破“大集体”的大锅饭。这种情况，在形式上与梁生宝的集体意识与担当精神相悖，但其实是另一种担当，另一种责任。而孙少平则是拥有现代文明知识，渴望融入城市的“出走者”，他渴望自强与自立，自尊与自爱，渴望自身心灵的解放。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平凡的世界》价值取向的话，我以为此书是一部“让读者向上活”的书，因为它提供了鼓舞读者向上与向善的正能量。其向上，与“自强不息”相一致；其向善，则与“厚德载物”相一致。

　　与我国众多现实主义小说不同，《创业史》与《平凡的世界》在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上有惊人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就是用“中国故事”的方式，弘扬了“中国精神”，传播了“中国价值”，凝聚了“中国力量”。事实上，剥离小说的语言与结构之后，小说核心价值才是读者所认可的。而《创业史》与《平凡的世界》用“历史书记官”的方式，通过突出的细节刻画，为我们读者展示了时代精神，展示了中国精神，这才是这两部小说以现实主义方式赢得历史尊重的核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