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走向成熟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饱经忧患的年代。一方面是民族矛盾的激化，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另一方面是阶级矛盾的深化，工农群众反抗资本家与地主的斗争风起云涌。

　　在世界左翼戏剧思潮的影响下，左翼戏剧运动兴起。先是上海艺术剧社于1930年提出“普罗列塔利亚戏剧”（即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并在沪首次公演了《爱与死的角逐》等剧。1930年底，中国左翼剧作家联盟（简称剧联）在上海成立，它联合主要的戏剧组织和进步的戏剧界人士，开展声势浩大的左翼戏剧运动，在汇集起各地的戏剧人才、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戏剧、宣传抗日救亡以及将话剧引向大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说，在30年代中国话剧已经走向成熟，那么成熟的标志之一，是曹禺的三部经典：《雷雨》《日出》和《原野》。这些剧作以深邃的人文主义内涵、原创性的艺术，塑造了一系列典型形象，如蘩漪、陈白露、愫方、仇虎、金子，这些剧作成为中国话剧诗化的典范。

　　继之，夏衍一改概念化的创作模式，在曹禺剧作的影响下创作了《上海屋檐下》，于现实化的戏剧场面中，体现了深沉凝重、淡远隽永的诗意风格。

　　其他如田汉的《回春之曲》、洪深的农村三部曲《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以身作则》等，这一批戏剧杰作标志着中国的话剧文学已经步入成熟的阶段。

　　30年代出现了话剧演剧的职业团体，凭着演出大戏、名剧，也靠着高超的演技来赢得观众，并以演剧的收入维持剧团的生存。其中，以中国旅行剧团最为著名。唐槐秋带领剧团辗转于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香港等地，既演出根据外国名著改编的话剧，如《梅萝香》《茶花女》《少奶奶的扇子》等，也演出中国剧作家的名剧，如《雷雨》《日出》《文天祥》等。在长达十几年的演出活动中，它既扩大了话剧在全国的影响，也提高了表演的艺术水平，造就了话剧表演人才和一代话剧观众，为中国的话剧事业作出了贡献。

　　此外，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上海业余实验剧团等也是这一时期的职业化的大型剧团，它们演出的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大雷雨》《原野》《钦差大臣》等，饮誉上海。

　　这一时期，中国有了自己的优秀导演，如洪深、张彭春、应云卫、唐槐秋、章泯，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演员，如袁牧之、石挥、金山、赵丹、唐若青，舞台艺术的总体水准令人刮目相看。1937年，上海五大剧团联合公演，一位名叫亚历山大·迪安的美国戏剧家，在上海观看了演出后，对中国舞台艺术非常惊讶，他说：“表演艺术的高超与导演的优良，实予我一个深刻的印象。我曾在世界各国看过不少戏剧，但我可以老实说，我在上海所见的话剧，可以列入我看过的最好的戏剧中。”

诗化现实主义的高峰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在战火中，中国话剧界人士同仇敌忾，以戏剧为武器，投入了全民抗敌的历史洪流。上海沦陷后，话剧界迅速组成了13个抗日救亡演剧队，奔赴祖国各地，宣传抗日。

　　1937年12月31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在周恩来领导下，由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厅大力推动戏剧运动，以上海救亡演剧队为基础，组成十个演剧队、四个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其成员不但成为抗战戏剧的骨干，后来也成为新中国话剧的支柱。

　　全面抗战伊始，中国人创造了许多短小而通俗的演剧形式，如街头剧、茶馆剧、游行剧、活报剧、灯剧和傀儡剧等，使得戏剧同广大民众结合在一起，如著名的《好一计鞭子》（又名《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剧作家们的创作热情高涨，创作出一批迅速反映现实的剧作：《卢沟桥》（田汉）、《卢沟桥之战》（陈白尘）、《血洒卢沟桥》（张季纯）、《八百壮士》（崔巍、王震之）、《塞上风云》（阳翰笙）等。这些剧目极大地鼓舞了抗战的人民。

　　在被国民政府定为陪都后，重庆汇聚了大量戏剧人才，1939年举办第一届戏剧节，盛况空前。尤其是1941至1945年，举办的四次雾季公演，共演出大型话剧100台以上，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戏剧盛事，其影响遍及全国，鼓舞了人民的抗敌热情。

　　抗战文化名城桂林也是一个戏剧活动的中心。最能代表该地区戏剧成就的是1944年2月至5月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简称西南剧展，主办人有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丁西林等，参加者有30多个艺术团体的近千人，演出了《大雷雨》《法西斯细菌》等20多部话剧，还举办了戏剧汇演、资料展览、艺术研讨等活动。

　　历史剧创作掀起高潮。面对日寇的侵略，剧作家必然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寻找民族英雄和民族传统，以“发挥其更大的力量，作民族的怒吼”。加之国民党当局专制，对抗战力量百般迫害，也迫使剧作家转向历史剧的创作，并由此促动了历史剧的兴盛。

　　以题材论，战国史剧和太平天国史剧为多，前者以郭沫若的《屈原》等为代表，后者以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和陈白尘的《翼王石达开》为代表。这些剧目以古喻今，借古讽今，宣传团结对敌，暴露黑暗统治，讴歌爱国主义，鞭挞投降变节，演出效果十分强烈。阿英的《碧血花》、郭沫若的《南冠草》、欧阳予倩的《桃花扇》，以南明史事为题材，弘扬爱国精神，歌颂民族气节。

　　中国话剧经由“五四”时期的滥觞，30年代的奔涌，到了40年代，出现了一批优秀剧作家和高水平剧作，终于缔造了中国话剧的诗化现实主义传统。

　　曹禺的创作在这一时期达到一个高峰。《北京人》虽然不是直接描写抗战，却透过一个曾经显赫而渐趋衰败的官宦家庭，对中国的社会作了更深入的文化思考。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家》，就是一部诗剧，一出洋溢青春和爱情芬芳的悲剧。40年代，夏衍的戏剧创作出现高潮，创作了《水乡吟》《离离草》《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等多部话剧。他善于将平凡的现实生活戏剧化，描写普通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在人生的艰难中，所显示出的细腻的心理波动、含蓄的情感状态，以及复杂的人性。

　　在抗战中，一位年轻的剧作家崭露头角，并显示了浓郁的诗情和雄健的笔力，他就是吴祖光。他创作了《风雪夜归人》等多部剧作。《风雪夜归人》表面上写的是爱情悲剧，实际上张扬的是人文思想，充满着浓郁的诗意。宋之的的《雾重庆》反映战时重庆的社会现实，写出渐渐消磨了热情的一群年轻人挣扎、沉沦、理想毁灭的悲剧。

　　在沦陷区上海，于伶坚持戏剧活动，创作了《夜上海》《长夜行》等话剧。戏剧家还改编了不少外国名剧，如李健吾将席勒的《强盗》改编为《山河怨》，将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改编为《王德明》；柯灵和师陀将高尔基的《在底层》改编为《夜店》。

　　红军长征前，在中央苏区即开展过“红色戏剧”运动，成立工农剧社、高尔基戏剧学校等。1935年10月，红军结束长征，进驻延安地区。在此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戏剧不断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倾向革命的抗敌演剧队员纷纷投奔延安，壮大了延安的戏剧力量。但由于他们不熟悉当地的生活，创作不出新剧，因此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一段时期，演大戏、演名剧便成为一时风气，排演了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契诃夫的《求婚》，以及国内名剧《日出》《北京人》《太平天国》《法西斯细菌》《带枪的人》等。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一些戏剧工作者在深入生活基础上，创作出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话剧，如吴雪等人编剧的《抓壮丁》，姚仲明、陈波儿的《同志，你走错了路》，杜峰的《李国瑞》等。

　　解放区的戏剧反映了现实生活，探索了戏剧的民族形式，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话剧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