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年来，有关明清基层社会管理与运作及其权力结构，特别是明清基层社会的支配力量及区域社会研究的范式反思等问题，是史学界讨论交流的热点。本报近日围绕这些话题刊发了一系列文章，包括仲伟民：《在历史小碎片中发现大历史——兼评〈明清歇家研究〉的学术贡献》、高寿仙：《准确把握历史的细节和碎片——也以明清歇家为例》、胡铁球：《在史料体系中理解历史中的细节与“碎片”——对〈明清歇家研究〉评论的回应》。今天我们推出范金民教授的文章《谁是明清基层社会的支配力量——兼评〈明清歇家研究〉》。文章基于作者长期研究江南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经验，梳理了士绅、书吏和宗族等不同势力的社会角色及其与官方的互动关系，作者对史料的解读、考证等细节之处，亦会对关心这一问题的研究者和读者有所启迪。

　　士绅、书吏、宗族与明清基层社会

　　胡铁球教授的《明清歇家研究》，近来颇获好评。不过，高寿仙高度评价的同时，也提出商榷，认为其所描述的歇家一些重要职能是否成立还值得进一步商酌。对此，胡铁球予以回应，提出应该在史料体系中理解历史中的细节与碎片；要了解明清基层社会的性质及其运作模式，关键是了解谁在具体运作“刑名钱谷”；歇家类群体在明清社会中的地位、作用与影响远远超过其他群体，不管是士绅还是胥吏衙役以及各类势力群体，要参与国家与社会管理以及分割商业贸易、财政、司法等领域的利益，往往须借助歇家类组织来实现，歇家从而成为观察明清基层社会性质的最佳窗口，歇家是明清基层社会的支配力量（参见《光明日报》史学版2017年7月26日、8月25日）。

　　胡文的看法着实新颖。关于谁是明清基层社会的支配力量，学界的丰硕研究表明，在皇权体制下的各级地方政权及其衙役的势力，在科举较为成功地区的士绅势力，在宗法强盛地区的宗族势力，仍是基层社会的支配势力。歇家及其他类群体必须从属于这些势力，其作用的发挥也受各种势力的制约、纵容及支使。这里不拟全面展开，只就此次讨论相关的士绅、书吏和宗族势力的作用稍作梳理。

　　1.士绅势力。士绅是指获得科举生员以上功名并入仕致仕的群体。士绅势力的获得，根本原因在于朝廷也即皇权的代表赋予了其普通民众没有的特权。士绅拥有政治、社会和生活特权，区别于普通民众，还有经济特权，生员可以免除差役，官员可以免除一定量的赋税。士绅熟悉本地情形，凭借着各种特权，活跃于社会各个领域，控制着地方和基层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着地方的安宁稳定和兴衰起落。士绅还拥有话语权，能够对地方事务发表看法，也是官府和官员了解地方、咨访利弊的依靠对象。直到士绅势力较为削弱的清中期，不少官员仍然认为“地方利弊，生民休戚，非咨访绅士不能周知”。

　　士绅支配基层社会，在科考成功之地表现得最为明显。明清时期，江南科考最为成功，江南士绅成为全国最为瞩目的地域人文集团，也成为支配和控制江南地方与基层社会的极为重要而突出的力量。具体说来，士子支配基层社会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奔竞请托。清初大儒、昆山人顾炎武将生员与乡官和吏胥，比作“天下之病民”的三种人。他总结道：“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吏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吏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生员也。”二是行为张扬。不少地方文献称，“子弟一隶青衿，志满气盈，阔步高视，蔑视先辈，轻侮侪人”，以致“同袍畏之，缙绅畏之，闾巷畏之”。明末清初之际，江南士子更被各地视为易生是非之人，敬而远之。乡里笑谈，“见一秀才至，则敛容息口，惟秀才之容止是观，惟秀才之言语是听。秀才行于市，两巷人无不注目视之”。生员常常在乡宦支持或怂恿下，公然蔑视官府和官员，难堪甚至凌辱官员。三是隐漏赋税钱粮。人称“一青衿寄籍其间，即终身无半镪入县官者，至甲科孝廉之属，其所饱者更不可胜计”。生员不但自身漏税，且往往包揽富户钱粮，隐吞应纳钱粮。故在江南，生员有“坐一百走三百”之谣。四是好持公论。明代江南生员，自视甚高，俨然以乡评和众论的代言人自居。明后期的江南舆论，是由乡绅和生员制造和掌控的，乡绅和生员喜好集众倡言是出了名的。五是包揽词讼。明后期的生员，沉滞于地方社会，在民间诉讼中极为活跃，常常“造事生非”，兴讼揽讼，觅取好处。明末嘉兴人沈德符说：“至民间兴讼，各倩所知儒生，直之公庭。于是吴中相侮，遂有‘雇秀才打汝’之语。”总之，出入公门，勾结胥吏，干预行政，隐漏赋税，武断乡里，操持舆论，是明后期生员的基本社会形象，也是他们支配和把持基层社会的基本手段和行径。

　　较之生员，绅宦支配基层社会更烈，具体则有如下数端。一是结社成帮，党同伐异。明末江南沿宋元旧习，结社成风，同声相求，“外乎党者，虽房杜不足言事业；异吾盟者，虽屈宋不足言文章”。直到清初，嘉兴人张履祥回顾总结说：“畴昔之日，数十人鼓之，数千万人靡然从之，树党援，较胜负，朝廷邦国，无不深中其祸。政事之乱乱于是，官邪之败败于是，人心之溺溺于是，风俗之敝敝于是。”二是干预行政，把持乡里。江南缙绅以其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影响力，干预中央和地方行政，时时事事无不要体现其意志，维护其利益。万历时，赵南星称天下有“四害”，而地方之害就是守令与乡官两种人，涉及地方利益时，缙绅更与生员结成蛮横势力，干预地方官府行政。崇祯末年大学士刘宗周曾愤愤地说：“江南冠盖辐辏之地，无一事无衿绅孝廉把持，无一时无衿绅孝廉嘱托，有司惟力是视，有钱者生。”三是横行不法，侵夺小民产业。一些缙绅仗势欺人，指使纵容家人子弟奴仆侵夺田产，弱肉强食，刁钻残暴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又隐漏纳税田亩，将应纳赋税千方百计转嫁到小民头上。华亭人徐阶，官至首辅大学士，居官尚可，居乡居然拥有二十余万亩田产，就是豪强隐占田产的典型。四是不受约束，肆意奴役乡民。江南缙绅滥用特权，贱视乡间小民，颐指气使，任意役使。如赵南星所说，乡官之势实际上大于守令，“是以乡官往往凌虐平民，肆行吞噬，有司稍戢，则明辱暗害，无所不至”。五是接受投献，蓄奴成风。明代官宦享有蓄奴特权，他们更滥用这种特权，远超法律规定大肆蓄养奴仆。隆庆年间应天巡抚海瑞称，江南士人“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治明史者均熟知，江南是蓄奴最盛之地。六是奢侈淫逸，醉生梦死。江南缙绅，宦囊既丰，又兼营市利，鲸吞小民脂膏，百般役使细民弱户，积累起了巨额财富。身处繁华之乡，又见过世面，因而讲排场，摆阔气，蓄优童，拥丽姬，精赌术，已属寻常，甚者荒淫糜烂，追求畸形生活方式，了无读书入仕人的气味。可见，结社成帮，形成利益集团；干预行政，把持地方事务；奴役乡民，侵夺小民产业；接受投献，谋求私人财富；奢侈淫逸，恶化社会风气，便是明后期江南乡绅的基本社会形象，也是他们支配和把持基层社会的基本手段和行径。

　　需要指出的是，士绅支配基层社会，自然不独江南，即如胡铁球所引江西吉水事例，也是如此。时人罗洪先总结其家乡情形道：“而敝邑巨室环城，乡户寄食，咸有定主，父祖子孙，传承不易。乡户入市，睢睢盱盱，不识公门，进退咸听主家，颐指之间，便入囹圄。市市邻保，互为应援，以是乡户死命牢控其手，笼罩百端，不可穷结。”这里的主家，就是巨室，在科第仕宦发达的吉水县，当指士绅之家。世世代代掌控着普通乡户的命脉，毫无疑问是基层社会的支配力量。需要指出的是，胡著却将罗洪先所说的“主家”解释为“罗洪先直接把‘主家’称为歇家”“势力强大的‘主家（歇家）’”，观原文，罗洪先根本没有将“主家”视为“歇家”的意思。士绅的上述居乡恶劣行径，也并非仅在江南一地，其他地区亦同。小民投献田产于绅宦，在江西、福建莆田和湖北黄麻等地也极为突出。

　　2.书吏势力。人称明代治政，“待成于胥吏”；清代治政，“以胥吏之心计管天下”，朝廷“与胥吏共天下”，书吏在治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由明人述论可知，到明中期，不独在京各衙门书吏已形成地域与家族集团，世代承袭，盛行顶首银，松江等地方衙门此风也较为突出。顾炎武曾颇有同感地说：“‘天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州县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传之子，兄以是传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则进而为院司之书吏，以掣州县之权，上之人明知其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乾隆后期刑部右侍郎阮葵生说，胥吏“在一邑，则一邑之政由其手；在一郡，则一郡之政由其手；在一部，则一部之政由其手。……朝廷兴一利，吏即随所兴者滋百弊，欲革一弊，吏即随所革者滋他弊。……且官有除降，而吏则长子养孙；官避本籍，而吏则土著世守。即年满有制，重役有禁，而子弟亲戚迭出不穷，更名而不更人，更人而不更其所守。”到嘉庆时，常州人洪亮吉论道，吏胥之权，“上足以把持官府，中足以凌胁士大夫，下足以鱼肉里闾，子以传子，孙以传孙。……故吴越之俗以为有可避之官，无可避之吏，职是故也”。道光、咸丰时，苏州人冯桂芬更论胥吏之权势道：“江苏州县，漕书阍人更迭为之，衣冠不与齿，其贱也如彼，而权势之盛则又莫盛于今日。州县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矣。”大约同时人谓：“一切公事，受成于胥吏之手，六部书办，督抚幕友，州县房科，上下其手，持其短长，官无如何也。”同治、光绪之际，先后出任江苏布政使和江苏巡抚的丁日昌说，江苏“各衙门书差，无不索费，而苏属之三首县为尤甚”，“查苏松太各属府、厅、州、县衙门书差，最为地方之害”。清末人描述：“祖孙世代相传者，惟吏耳。……司官欲检一案，每以属书吏，必援例，必检例案。……书吏皆世业，窟穴其中，牢不可拔，辄执例以制司官，司官未如之何，乃遂藉以售奸，而皆得致富。”

　　清人一致认为，官是流动的，不熟悉具体事务；吏是固定的专业工作者，熟悉专门业务。清人行政断案，参律用例，例案不胜枚举，官多惘然无知，全靠熟稔律例的吏胥援例定案。吏胥私相授受，子孙世袭，从而垄断某地某衙门的事务，进而作弊弄奸，欺诈百姓，挟制官长，成为一大公害。书吏上把持官府，中凌胁士大夫，下鱼肉百姓。在某些地区，漕粮征多征少，如何加赠加耗，往往由书吏说了算，州县官也难以定夺；在官司诉讼方面，书吏操控其间，串通内外，吓诈乡愚，在原告被告之间作弊弄奸，伺机觅利，唯以财富行贿多少决定胜负。即使官员要行贪贿，也大多假手于吏胥。述描摹和论述，形象深刻地揭示了清代书吏人数之众、危害之深、恶劣影响之广的实际状况。

　　3.宗族势力。傅衣凌先生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着力对中国历史上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不同形态进行考察，形成了“乡族集团”的概念。60年代初，傅先生在《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一书中，不仅论及乡族与地主经济的历史联系，而且揭示了乡族在水利、交通、集市、贸易、度量衡等领域对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控制，后来更从土地占有、社会结构、社会控制等方面，论述了乡族势力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及作用。他在《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一文中更直接提出，“实际对基层社会直接进行控制的却是乡族的势力”，“传统中国农村社会所有实体性和非实体性的组织都可视为乡族组织，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在乡族网络的控制之下，只有在这网络中才能确定自己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郑振满教授在其老师的基础上，研究闽台地区的社会，认为乡族组织作为合法的基层社会组织，是与当时的政治体制相适应的。明中叶以后福建的里社与家族组织，实际上也是不同层次的赋役共同体，里甲编户逐渐演变为乡族组织的代名词。清代的各种地方公共事务，仍是依赖于乡族组织与乡绅阶层，雍正、乾隆时期，乡族组织已成为清代政治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乾隆时推行保甲制，而保甲实际上也只是乡族组织的代名词，并未改变乡族自治的基本格局。明中叶以后的政治体制，可以说是以乡族自治为特征的，或者说是“国家内在于社会”。

　　陈支平教授长期研究各地商帮，认为“无论是极负盛名的徽州商人、山西商人，或是跋涉奔波于大洋之中的广东商人、浙江商人、福建商人等，其最初始的结构，基本上是以乡族纽带为其组织特征的”，“而‘地方商帮’的出现，恰恰可以说是扩大化了的乡族商帮群体”，因而他干脆将这些地域商帮称为“族商”。即以徽州为例，清初休宁人赵吉士说：“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徽商以家人、宗人、亲戚甚至僮仆从事经营活动，以致明末休宁人金声称，歙县、休宁两县之人“以业贾故，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得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依据前贤的研究成果，本人相信，虽不能笼统说明清时期各地基层社会都是乡族或宗族社会，各地乡族或宗族均是支配基层社会的力量，也不能说明中叶后的地方政治体制以乡族自治为特征，但在那些乡族或宗族势力兴盛的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湖南等省，徽州等府，太湖洞庭东西两山等乡，说乡族或宗族势力支配着当地的基层社会，引导、影响以至控制着当地社会，是当地社会的支配力量，则可为不易之论，殆无疑义。

　　实际上，胡著所说的保歇、仓夫等“吃漕饭”类歇家，既不能随心所欲地发挥功能，也不能独力发挥作用。歇家作弊弄奸，至少要通过交结书吏获得官府的庇护才能成功。康熙中期浙江巡抚赵士麟说，歇家“尤可恶者，衙门既熟，诸事关通，联书役为腹心，媚官府为牙爪，馈遗贿赂，颠倒刑名”。在保歇最为长袖善舞的征收钱粮包纳漕粮领域，歇家既要得到当地绅衿大户的默许与支撑，又要与运丁运军交好。明代万历时人王以宁就说：“近仓积猾与领运刁旗，久而习熟，最易为奸。”从明末浙江嘉善县的事例来看，漕粮征收实际数额是由县令直接与运丁往还交涉确定的。从清中后期江苏常熟、昭文县的事例来看，迹近歇家状的“总书”包揽钱粮征收的多少，要与邑绅反复商酌讨价还价而定。歇家在司法诉讼领域发挥作用，分割好处，则要得到官府的允准，吏胥、代书以至解役的配合或协助。歇家类群体，其实只是政权、官员、士绅乃至胥吏的附属势力和附庸，需要依附或寄生于政权、绅权和家族权力之下。

　　事实上，自明代后期起直到清中期，保歇做法一直遭到各级地方官府的禁革。就连胡著也承认，清代顺治晚期以后，清政府开始禁止一切中间包揽，力图构建政府与纳户一一对应直接征收的理想模式，歇家便成为被禁革的重点。虽然禁而不止，革而不绝，效果不佳，但很多情形下保歇属于违法违禁的不正当现象。

　　综上所述，明清时人认为，生员与乡官和吏胥，是明末清初“天下之病民”的三种人，乡官是地方“二害”之一，士绅的行为影响政事，影响官场习气，影响人心，影响社会风尚，关乎地方利病与社会兴衰，在朝廷政令和地方官府的允许下，牢牢地掌控和支配着地方事务和民众生活。明清时期，书吏早已形成牢固的地域和业缘集团，由此成为地方社会甚至朝廷各部的重要力量。州县政事由其操控，官员绅士往往受其把持，地方百姓遭其鱼肉，在钱粮征收和民间诉讼即所谓刑名钱谷方面极具势力，影响着地方政治、司法、经济、人事、社会生活和地方利病各个方面，而又旦夕不可或离，欲行革除清退而不能，限制约束而难奏效。他们是分割了基层官员的权力，行使着地方基本职能，掌握和操控了地方事务，影响着地方社会和民众生活的各个领域的群体。在乡族或宗族兴盛的地方，赋役共同体和里甲编户成为乡族组织的代名词，各种地方公共事务依赖于乡族组织与乡绅阶层，甚至经商也以宗族的血缘力量展开竞争。如这样的士绅、书吏和宗族势力，还不是基层社会的主要势力，还不能算是基层社会的支配力量，倒是那些处于中间环节、隐性状态且时时遭到官方和律条禁革的附庸势力——歇家是基层社会的支配势力？如果揆诸实际，不作过度解读，不作夸大揣测，恐怕还得不出这样的结论。通观胡铁球之前后论述，其实他也曾承认，在明清时期的基层司法体系中，“势力最大的群体是乡绅、胥吏、商人（开设歇家本身就有浓厚的商业意味，只是这里的歇家应是商人的其中一类）、棍徒”。不知何以稍后他就将基层社会“势力最大”的第三类人“上升”为第一类人，认定成了基层社会的“支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