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产关系上，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向更加注重“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改革开放之初，为解决效率问题，我们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这实际上是主张在分配上使人们之间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当然是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劳动贡献来拉开差距。然而，由于当时法治、德治未完全跟进，结果在有些领域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资本围猎权力的现象，这既弱化了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精神，又导致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日趋拉大，造成了社会的某种不和谐、不稳定。随着我国社会物质财富日趋增多，民众追求公平正义的诉求日趋觉醒和增强，在实践发展上便提出了“增进人民福祉”“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使全体人民拥有更多的获得感”的新要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强调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而且在实践上也采取“精准扶贫”等具体措施。树立和落实共享发展理念，更加注重共同富裕，体现了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对公平正义的新要求。

　　在国家权力运作方式上，由“国家主导”走向在党的领导下更加注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做大蛋糕”“追赶西方”。国家主导体制对完成这两大任务最有效。这种体制的比较优势，就是如果决策正确，可集中一切资源和力量办大事。我国相对发展起来以后，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了各个利益主体表达各种诉求时期。在当下，我国人均资源占有率相对较低，资源配置还不够公平，公民素质还不够高。结果是，日趋增强的各种诉求难以完全得到满足，进而会产生各种矛盾，进入矛盾多发期。破解矛盾及难题，仅仅靠“国家主导”体制已显得不够。况且，若对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缺乏有效制约，也会产生腐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解决上述矛盾及难题。其实质，就是由“国家主导”走向在党的领导下更加注重“国家治理现代化”，从而既为治理国家公共权力，又为处理好政党、国家、市场、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提供现代化的制度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注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实践发展的新要求。

　　在意识形态上，由相对注重打破“思想僵化”走向更加注重解决“思想分化”。1978年初，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党借助真理标准大讨论来打破当年存在的“思想僵化”。在当今我国多样化发展态势中，出现了“多样化淡化主旋律”的“思想分化”情景。“思想分化”会动摇党执政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针对“思想分化”，习近平总书记既强调用实现中国梦来“凝心聚力”，又强调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国魂”。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最大公约数”，其实质就是相对注重解决“思想分化”，以达成共识并凝心聚力。这是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实践的新要求。

　　在社会发展水平上，由注重重点突破的非均衡发展走向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发展。在我国“欠发展”时期，由于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比较低，为尽快“做大蛋糕”和“追赶西方”，我们集中一切资源和力量“办大事”，所以，常常实行的是“非均衡”发展战略，强调“重点”突破。在我国“发展起来”时期，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比较高，具备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不仅各个发展主体都提出了发展诉求，而且各种因素和力量都力求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这种情境下，我国社会实践发展便提出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发展的新要求。

　　在对外开放和国际战略上，由“回应挑战”走向更加积极作为、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我国“欠发展”时期，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受外界干扰，我国在总体上采取“用市场换技术”的开放和“回应挑战”式外交。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我国“发展起来”时期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既在某些方面坚持韬光养晦，同时又更加注重“积极作为”的外交新思路，基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积极作为、合作共赢和提升国际话语权，体现了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实践发展的新要求。

　　上述整体转型升级，其实质就是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它“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历史性变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历史性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这些历史性变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实际上就是“历史性影响”：

　　第一，就是它具有凝心聚力、达至共识的意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这五年取得这么大的历史性成就，推动这么大的历史性变革，这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正确、领导有方、领导有力、领导富有成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五年来的成就，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由此应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第二，就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在讲完这五年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之后，在逻辑上就接着强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显然，“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历史基础和实践依据之一。

　　这两种历史性影响具有重大意义。这不仅因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而且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要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作者简介】 韩庆祥，中央党校校委委员、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科研部主任，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主讲专家。中组部联系的高级专家。中央党校省部级班主讲教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人学和中国问题研究。提出的能力本位论、社会层级结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三种形态理论、三种机制理论等，在理论界和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