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借助于“照着讲”“接着讲”和“对着讲”，“大空间”和“小空间”，“文化之根”和“文化之果”这一系列彼此关联的概念，以及由它们所共同构成的、既开放和进取又谨慎而弹性的理论立场，我们看到，传统的中国文化虽未曾失去固有的风神，但它却会在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下，被不断地进行发掘、评估和重组。某些以往被压抑或忽视的潜在线索，如今就有可能在“对着讲”的语境下，被重新赋予了思想的力量和生机，从而，某些曾经被判为先哲“短板”的外缘观念，如今也有可能在“对着讲”的激发下，而以“正中下怀”或“早该如此”的惊喜口气，被从自身的精神历程中接引出来。

　　同样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偏偏是坚守儒生气节的陈寅恪，反而会奋笔写下堪称“清华校魂”的名言：“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又为什么偏偏是被称为“一代儒宗”的马一浮，反而会在反驳章学诚的考据时，沿着儒家的思路发挥出这样的思想：“今人言思想自由，尤为合理。秦法‘以古非今者族’，乃是极端遏制自由思想，极为无道，亦是至愚。经济可以统制，思想云何由汝统制？曾谓三王之治世而有统制思想之事邪？唯《庄子·天下》篇则云：”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某某）［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乃是思想自由自然之果？“

　　但另一方面，这种文化言说“协商性”又意味着，即使已经坚定地步入了国际的语境，我们的学术言说也仍能保持它的谨慎，并且就在持续“对着讲”的研讨氛围中，即使对于已然涌入了“大空间”的文化观念，也仍能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思考，乃至保持着要求重申和剔除的权利。无论如何，既然迄今为止的全球化进程，仍在很大程度表现为“西方化”的进程，那么，对于这种“单极化”的不无偏颇的全球化，我们就有权利去进行反思、改造和重塑。——事实上，也是唯其如此，这种在“大空间”中对于叠合意识的寻求，才能够具有足够的弹性和活力，才容纳下所有人类部落的持续对话，也才能向今后的历史保持敞开。

　　摆在我们面前的“全球化”，毋宁是一种相反相成的运动。——在无可回避的外来文化冲击下，我们只能是虽然并非全然被动地，却又是心怀警觉地，既是要去加入、又是要去抵抗，既在从本土中抽离、又在朝向它再嵌入，既是在领受其裨益、又是在疏离其损害，既接受了它的标准化、又启动了传统的再发明，既去拥抱着普适化、又去向往着在地化，既在进行着向心运动、又在发展着离心趋势，既去享受均质化的好处、又去欣赏个性化的特色，既看到了历史的断裂、又努力要让文明延续，既在跨越有限的国界、又要回归文化的本根……宽广而全面地看，正是这种带有杂音的双向发展，才较为理想和包容地构成了所谓“全球化”的全部特征。

　　在我们这一代学者身上，担负着如何“讲说”国学的重大使命。我们当然也有可能，还打算只去“照着讲”和“接着讲”，从而也就继续把它局限在这个“小空间”中，从而使它自然而然地萎缩下去，越来越失去它在“轴心时代”的巨大权重；但另一方面，究竟怎样在“对着讲”的持续进程中，既把它顺利地接引到国际的“大空间”中，又能同时发挥出它的“批判性”和“自反性”，从而既不让它显得消极、又不让它显得固陋，既不让它格格不入、又不让它化为乌有，那同样不是轻而易举之事。

　　正是在这种具有“自反性”的“对着讲”中，我们在把自己的国学带入那个“大空间”的同时，也应当头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身后的传统无论多么厚重和伟大，都绝不是什么僵硬的、刀枪不入的死物；恰恰相反，它会在我们同世界进行持续对话的同时，不断借助于这种对话的“反作用力”，而同整个国际文化展开良性的互动，从而不断地谋求自身的递进，也日益地走向开放与自由。如果宏观地展望，实际上全世界各个民族的“国学”，都在百川归海地加入这场“重铸金身”的运动，而我们的传统当然也不能自外于它。从深层的学理而言，也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这次从民间自然兴起的、正待被充满热情与远见地因势利导的“国学热”，才不致沦为一次毫无前途的、简单孤陋的当代复古，或者对于被毁传统的一种单纯情绪性的追悔懊恼；恰恰相反，正如一棵枯木逢春的大树一样，当我们的文明之树把根须扎向身下土地时，它反而是为了让居于最顶端的树梢，更加挺拔地指向和冲向蔚蓝的天空。（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