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的招生考试录取制度极为复杂，远非我们原来所想象的“综合评价”那么简单。复杂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过于庞杂，素以数量大、种类全、层次多而著称。既有公立大学，也有私立大学；既有提供博士学位且注重研究的综合性大学，也有专注于本科通识教育的文理学院，此外，还有各类两年制的社区大学，以及大量以某一类领域专业为特色的专门学院，等等；第二，美国教育的重心和基础在州，各州都有自己独立的教育法，联邦政府对教育的影响力反而非常有限。50个州的教育，各自为政，又缺乏联邦政府的统一管理，表现出来的情况自然是五花八门；第三，美国大学非常强调自身特色和差异化所形成的竞争力，在招生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学校的不同特点决定了每一所大学的招生制度都是不同的，即使是高等教育领域的专业研究人员对此也不一定完全清楚。面对同一个问题，我们常常会感到困惑：为什么从不同途径得到的资讯往往差异很大，甚至相互矛盾，原因就在于，我们已经习惯了用一种模式去归纳概括某一类现象，而美国教育恰恰是无法统一成一种模式的。从这个角度上说，企图用一种模式来说明美国大学的招生考试录取制度，也许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美国教育研究思考得越深入，我的沮丧感就越强烈，因为发现的问题越来越多；知道的越多，未知的反而更多。

　　这使我意识到，也许对于招生乃至教育而言，是否本来就不应当只有一种模式？长期以来，我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式：提出一个想法，通过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实施，最后形成一种统一的模式；却很少去反思，试点的个体性经验能够被提升为普遍性的规律吗？统一模式是有效的或有价值的吗？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没有模式反而是最好的模式？

　　对于这些问题，我并没有确定的答案。然而，沿着这样的思路下去，如果我们放弃从总体上归纳美国大学招生录取制度的统一模式，而将注意力放在每一所大学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的鲜活特点上，也许对于未来我们建立中国大学各具特色的招生录取制度会有更大的参考价值。

　　我们正在陷入一种危险的“模式化陷阱”而不自知，对于一些根本性问题，我们可能还没有想通想透。

　　在美国期间，我访问了许多顶尖大学。每一所大学的招生办公室主任都告诉我，他们要招收有特点的学生。但这个“特点”对于每一所大学而言，其具体含义都是不同的。芝加哥大学的“与众不同”和斯坦福大学的“与众不同”就有着很大的不同；哈佛大学要求学生达到的标准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也不一样。至于这个含义到底是什么，各校招生办公室对此讳莫如深，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圈外人更是一头雾水。因此，国内留学中介机构在帮助中国学生申请世界一流名校时，刻意求新求变，力求人为制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学生，企图迎合大学招生官的“口味”，不但达不到个人的预期目标，反而引起了普遍反感，坏了众人的大事：因为他们跨越了美国大学招生中的底线——诚实。你可以不优秀，但你不能不诚实。

　　有一天，一位美国同行很认真地问我，美国一些权威研究机构认定来自中国学生的申请材料七成都不可相信，这是真的吗？听了这句话，我既感到无地自容，又深深体会到模式化思维所带来的危害是多么严重！在我看来，岂止是各类中介培训机构在“制造”着所谓的人才，就连大学自己，不也正在陷入一种危险的“模式化陷阱”而不自知吗？例如，许多大学在招生宣传时都在强调自己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的拔尖人才”。问题是，北大和清华的“创新精神”是一回事吗？复旦和上海交大的“国际视野”是同一种含义吗？从理论上说当然是不一样的，否则中国完全可以只有一所大学，集中所有的优秀学生，配置所有的优质资源，培养他们共同的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然而，想要具体地说清楚不一样的地方到底在哪里，似乎又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这说明，对于这一类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可能还没有想通想透。但美国一些顶尖大学却早在建校之初就把这些问题想透了。比如，芝加哥大学招收学生的标准就是“有趣”。至于什么叫作“有趣”，怎样判断一个学生是不是“有趣”，它自有一套独门秘籍；再比如，耶鲁大学招收学生的标准是“服务社会”。至于如何判断一个学生是否具备了这样的素质，它也有自己的一套测试评估体系。也许我们需要抛弃那些看起来诱人却实际上没有任何特色的“大词”，扎扎实实地根据自己的人才培养特点，确定相应的人才选拔标准。

　　美国大学的招生是高度专业化的工作，但由教授来组织命题和面试，可能是我们一个想当然的误解。

　　近年来，随着高考后知分填报志愿方式的全面铺开，中国大学的高考招生录取工作已经完全蜕化为一项不需要任何智力投入的程式化操作，仅凭计算机就可以完成——的确如此，只要认识名字和数字的孩童就可以在计算机上完成大学招生录取工作——又怎么可能选拔出真正适合自己培养的优秀人才呢？与此相比，美国大学的招生却是高度专业化的工作。其专业性主要体现在：

　　第一，除了招生办公室内部工作人员外，外围人员——包括面试官和阅读者，对于招生的核心内容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只是受招生办公室或雇佣或聘请或义务为其工作，并不能决定某一学生是否能够被录取。至于最终决定录取某个学生的因素是什么，除了录取委员会之外，其他人均不清楚。为了防止有针对性的培训——培训不只中国才有——招生政策几乎年年都会发生变化。因此，虽然偶尔也能够在网上看到一些人披露担任大学招生官的体会——在法律允许解密的情况下——但内行人都知道，这些指导和建议不仅没有多少参考价值，有时候还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第二，录取学生的决定是招生委员会独立做出的。在许多顶尖大学里，招生委员会的主要构成是招生办公室核心成员。我原以为，在美国大学招生中，教授是最重要的群体。一方面，按照美国大学“教授治校”的传统，在招生这类重要事务上，当然应当由教授说了算——国内某些学者也正是这么说的；另一方面，中国大学这几年的自主选拔录取工作，主要由教授来组织命题和面试，决定是否将某一学生作为提前录取的候选人，以此体现选拔工作的科学性、权威性和严谨性。事实上，这可能是一个想当然的误解——至少对于某些大学来说，教授在本科招生中的作用极为有限，甚至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力。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美国同行告诉我，在研究生招生中，教授所起的作用很大，甚至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但本科是通识教育而非专业教育。招生目标是要选择那些能够和本校价值观和精神文化相匹配的优秀学生。教授也许是某一专业领域的权威，但这种专业性权威却恰恰有可能会损害他立足于招生全局对学生的判断力，学生在某一领域——这一领域是教授所熟悉或不熟悉的——表现出来的能力也许会遮蔽他的双眼。因此，在这些大学里，招生必须要由专业化的招生专家来完成，教授反而被排斥在外。

　　第三，进入招生季之前，招生办公室会组织专业化的培训。比如，全美最顶尖的公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每年都会对阅读者进行长达两个星期的培训，目的在于尽可能降低阅读评估时的误差。在有些大学，招生甚至是一门融合了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科学选拔人才的交叉学科。建立在如此高度专业化基础之上的大学招生，其精度和准确度当然都是惊人的。

　　美国也有无标准、凭感觉招生的顶尖大学，但他们以校友面试的方法，来保证招生录取的公平性和生源质量。

　　上述情况让我以为，美国顶尖大学的招生都是集科学性严谨性于一身，即使没有将所有的标准量化，至少也不会跟着感觉走。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比如，全美最顶尖的文理学院之一威尔斯理女子学院（赫赫有名的宋氏三姐妹和冰心都毕业于此）的招生完全没有任何标准，纯粹依赖招生委员会的主观感觉。进入招生季之前，大学也会组织培训，但相对简单，只就一些大的原则和法律上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做出必要说明。我对此很不理解。威尔斯理学院招生委员会主席步起跃教授告诉我，所谓标准，本来就不一定科学。如果你能够提出一条标准，理论上一定会有相应的东西来挑战它。我质疑说，我所了解到的美国顶尖大学的招生似乎都是有严格标准的。他笑着说，你访问的大学都是以男性职员为主的吧？大凡相信明确标准的多是男性。但威尔斯理学院是一所女校，80%以上的职员是女性。女性的特点是相信直觉，认为看不见的直觉比看得见的标准更可靠，也更有效率。无标准恰恰就是威尔斯理女子学院的办学特色和标志。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录取制度的多样性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没有标准的话，怎样才能保证招生录取的公平性和生源质量呢？美国顶尖大学的回答是校友面试。近年来，由于华裔学生申请数量剧增，美国本土也有越来越多的中介机构从事大学申请材料的指导包装工作，导致大学对申请材料的可信度有所下降——不只是针对中国学生——因此更加依赖校友面试。事实上，美国大学采用校友面试的方式人所共知，但对于为什么会采用这种方式的原因却未必清楚。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确保校友的公正和诚实呢？步起跃教授说，采用校友面试是因为校友最了解自己母校的文化，因而能够结合在学校的教育和毕业后工作生活的体会帮助学校寻找和这种文化最相匹配的学生。我问他，如果校友不诚实怎么办？他盯着我看了很久，缓缓地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这么想问题。我们相信我们的校友。她们是我们亲手培养出来的学生，一定是诚实的。威尔斯理100多年的历史也证明她们是诚实的。听到这番话时，一股凉意直冲胸臆，令我几乎喘不上气来：对自己所培养的人具有绝对的信心，这是何等巨大的教育力量！这难道不正是教育的最高境界和教育工作者毕生的追求吗？

　　今天，中国大学正在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探索“综合评价”和“多元录取”的招生录取制度。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所谓“综合评价系统”不是也不应当只有一种模式，尤其不能为了综合评价而进行综合评价。每一所大学都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具有自身特色和具体内容的“综合评价系统”。否则，徒具“综合评价”形式，有可能带来的反而是混乱，甚至会成为反对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者攻击的靶子。（作者系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