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任思蕴

　　近年来，国内高等教育界进行了一些博雅教育方向的改革试验，如复旦大学的通识教育、北京大学的元培实验班等。日前，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院士，将其多年来对博雅教育实践和管理的思考汇集成新作《博雅教育》，于年初出版。围绕博雅教育的话题，杨福家院士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最好的教育是博雅教育

　　文汇报：请您先简单圈点一下，博雅教育是一种怎样的教育理念？

　　杨福家：我把博雅教育归纳为五条要素：第一条是“博”，要文理相通。钱学森先生说过：重要发明首先来自形象思维，然后才有逻辑思维，唯有这样，才能有显著的创造。在“博”的方面，大陆过去几年好多学校开始摸索实践，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现在更普遍的提法是“通识教育”。我认为，通识教育是重要的，但通识教育不能代替博雅教育，这两个概念还是不同的。

　　“通识”体现的是博雅教育中的“博”，而博雅教育还有其他一些要素。第二条就是“雅”。“雅”就是做人第一、修业第二，这是以科技闻名的斯坦福大学明确提出来的。第三条是以学生为中心，以教书育人为本。第四条是小班课为主的第一课堂，鼓励学生提问题，培养质疑精神，这点我认为非常重要。第五条是参加社团、社会实践及科研活动等丰富的第二课堂。

　　我们今天讲中国梦，中国梦在我看来，归根到底就是教育梦。科技实力要提升，教育是根本。教育如何提升呢？我想，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就是博雅教育。

　　文汇报：博雅教育是指本科生教育吗？

　　杨福家：博雅教育不是从大学才开始的，小学就应该开始了。在学生所处的不同学习时期，侧重不一样。横向来看，同样是提倡“博”，但复旦大学的“博”和以技术为主的学校的“博”是不同的。现在比较好的一种趋势是，不是笼统地谈“博”，而是分类谈，也分技术为主的“博”和学术为主的“博”，复旦当然是学术为主的“博”。而博雅教育的另外几条要素基本上是相通的：提倡争论，有丰富的课外活动，教师把育人放在第一位，做人第一、修业第二等。而这些，今天中国还是比较缺少的，当然，我相信社会在进步，我们国家的教育也在进步。

　　我一直关注澳门的两所大学，他们进步很快。我常说，这是得益于无为而治。现在教育部也表示，从“两校一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市）开始试点，学校可以拥有更多权力。教育改革不能太着急，还是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慢慢尝试。

　　文汇报：您从1993年开始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当时也进行了很多在现在看来契合博雅教育理念的实践，包括复旦的公共课、各种社团活动等，当时您的教育思路中有博雅教育这个概念吗？

　　杨福家：我在复旦大学任校长6年，公共课、社团活动等的确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复旦的课外活动很丰富，这点大家不陌生，但我当时对课外活动的重要性认识不深，当时头脑里并没有博雅教育的概念，只是认识到公共课的重要性，至于社团、课外活动，只是觉得青年人需要更丰富的大学生活。但现在感觉到，丰富的课外活动是培养学生的很重要的环节。

　　1998年10月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过一个“迎接21世纪的高等教育”会议。各国教育部长带队前往参加，当时我是作为国际大学校长联谊会的代表出席。最后会议总结时，提出了三条：第一是终身学习，21世纪，每个人都有终身受教育权利；第二是经济全球化一定会要求教育国际化；第三是以学生为中心。会议后谈到学生要培养多方面的能力。在我看来这个会议还是很有远见的。学生的多方面能力靠课堂教育是培养不了的，比如如何与人相处的能力，这是第二课堂才能培养的，需要各种社团活动、课外活动来培养。

　　文汇报：在您的教育生涯中，形成很明确的博雅教育的概念，大概是什么时候？

　　杨福家：我对博雅教育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回想起来，我任复旦校长时，对博雅教育真是不懂，这并不是我谦虚。我成为复旦大学的校长，也是一个很简单的机缘，因为我是中科院院士，所以就被任命为校长了。在《博雅教育》一书中我也提到过，初任校长，我也是凭感觉办事的。逐渐认识到博雅教育的重要性是后来的事，尤其是在宁波诺丁汉大学办学的这10年中。因为我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了12年校长，迫使我学习和思考教育。谈到校长，其实，如果都要院士当校长，也是不合理的。院士是院士，校长是校长，在英、美等国，校长基本上都是职业化的。

　　最重要的是教师和学校以育人为本

　　文汇报：博雅教育的理念在中西方文化传统中有哪些重要的渊源？

　　杨福家：耶鲁大学的《1828耶鲁报告》鲜有人关注，其实这是一份很重要的关于博雅教育的报告。这份报告核心内容是：大学培养的目标是培养全能人才，耶鲁大学不是以培养职业家为目标而进行职业教育的，强调了实施博雅教育的重要性。今天中国大学教育的悲哀恰恰在此，很多家长只是盯着专业，这种观念要转变过来不是容易的事。当然，强调专业，强调技术是可以的，但这不是博雅教育范围内讨论的事。

　　博雅教育的理念，中国古代也有，比如唐代韩愈讲：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传道是第一位的，传授知识是第二位的。这在理念上和博雅教育是接近的。

　　我上世纪50年代进复旦大学求学，当时老师把育人放在很高的位置。影响我一生的卢鹤绂教授，上课非常认真。有一次上课，我觉得他授课中的一个方程有问题，也不敢当面和卢教授讲，所以问助教，是不是我理解有问题。助教向卢教授反映。卢教授特意请我去他家，告诉我：“我考虑欠妥当，你是对的。”这种老师是不多的。后来他成为我的导师，他到复旦后收的第一个学生就是我。卢教授指导我写论文时，他让我做的论文的题目也很有趣。当时有个新的理论出来，他问我是否能从实验的角度做出来，我尝试了很久，后来才发现我是做不出来的。这个题目非常难，后来做出来的两位科学家拿了诺贝尔奖，可见其难度。但是1964年我在丹麦碰到过其中一位科学家，我对他研究的东西太了解了，我们讨论了很久。所以很感谢卢先生给我出的难题。反观现在，大学里教书育人这点反而退步了，也真的不能怪教师，是我们对教师的考核太功利，这不是大学应有的面貌。我相信这种现状是会慢慢纠正过来的，否则中国的高等教育就没有希望了。

　　文汇报：在您的博雅教育理念中，您认为最重要的要素是哪一条？

　　杨福家：我1954年进复旦大学念书，一年级时就由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国家二级教授王福山给我们上课。到了两年级，就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国家一级教授周同庆给我们上课。后来又是国家一级教授卢鹤绂给我上课。到了1980年我自己成为正教授的时候，当时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和我讲：“你是正教授，就得去上课啊，教授怎么能不上课呢？”

　　所以，后来我刚就任复旦大学校长时，第一步措施便是，让所有博士生导师都去上基础课。当时博士生导师是教育部定的，是教授中最优秀的一批人，最优秀的教授当然必须要去上基础课。当然，这是我过去的认识，现在的认识是，大课固然重要，但小班课对学生的培养作用更大。

　　所谓博雅教育，说到底，学校和老师应该以育人为本，如果没有这条，其他几条也流于空谈。而这一条又是今天最困难的。在现今的大学教职人员考核机制下，很多大学老师把发文章放在第一位，这也很无奈。一流的大学要给老师提供好的环境，能允许他长期不出成果。傅高义教授写的《邓小平时代》一书近来在国内外很轰动，他在哈佛大学十几年来专注于写这本书。普林斯顿大学最有名的教授之一是约翰·纳什，他的经历反映在奥斯卡金像奖电影《美丽的心灵》中。纳什在30年时间里因为精神分裂症，没有成果，但学校和家庭都很爱护他，最后他拿了诺贝尔奖。

　　内地不少大学都已经成立超过百年，香港很多大学还很年轻，如香港科技大学才20几年，香港中文大学也才50年，还有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也都很年轻，但这些大学很多方面都走在内地大学前面。其中有什么道理呢？值得我们思考。现居美国的李政道教授，他曾在清华大学念了一年，后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当时真可谓一流教授云集，我们现在哪个大学的师资力量能够和当时西南联大的阵容相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