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处于一个思想多元的时代。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的立论者在力挺某种学术思想的时候，更多地依赖于思想史资料的支持。譬如，为了证明自由主义的正当性，立论者通常都会引证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密尔的《论自由》等。当代中国的立论者很难注意到，某种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重大影响的新思想，往往是应对特定格局、特定时势的产物。特定的格局、时势一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之而生的那种新思想也就随之进入了思想史的储藏室。

　　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各个诸侯国相互兼并的时势背景下，以寻求富强作为核心追求的法家思想应运而生。事实证明，法家思想对于身处战国格局下的国家政权来说，是极其有效的。遵循法家思想的秦国获得了成功，成为了战国格局的终结者。但是，随着秦亡汉兴，政治共同体重新进入大一统时代，在新的格局下，法家思想不再占据支配地位，甚至不再占据主流地位。

　　法家思想从春秋战国时代的兴起到西汉时代的跌落，表明法家思想能够满足战国格局的需要，但不能满足统一格局的需要。这就是法家思想兴衰的基本规律。

　　这样的学术思想规律意味着，中外历史上曾经产生较大影响的经典学术思想，其实都是地方性的、语境化的，通常说来，都没有普适性。某种学术思想，看似能够产生一定的普适性，然而真正得到借用的其实仅仅是某种思想的外壳、名号；其内核、内容必然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中外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学术思想，经典史册上记载的任何经典学术思想，都不能直接满足、直接回应当代中国的需要。期待从中外思想史的宝库中找出现成的，以之回应当代中国的思想需要，是一种懒汉思维。学术思想的实体，还得重新去建构。就当代中国来说，这种建构也许应当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要区分国内与国际。有些学术思想，适合于一国之内。在战国背景下，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竞争，甚至面临战争的背景下，国家的作用首先就在于维护国家或政治共同体的安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众多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信奉国家主义，原因就在这里。在亡国灭种的危机关头，国家安全、政治共同体的安全才是首要的价值目标。

　　要区分大国与小国。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可以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原因在于，每个城邦的公民只有数万人。在这种规模的国家里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思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一个十亿人口的国家，采用像雅典那样的民主，可能就是一个毁灭性的灾难。大国有大国的治理模式，小国有小国的治理模式，不能混为一谈。

　　要区分政治领域与心性领域。儒学中有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之分，这里暂且借用过来，区分思想适用的两种领域：政治领域与心性领域。有些学术思想，是适用于心性领域的。但这种风格的思想只能用于心性修养。在政治领域、公共领域内适用的思想，大多趋于现实。把适用于艺术领域、心性领域、信仰领域内的思想用来衡量公共政治，实在是用错了地方。

　　（作者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