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曾发生过不同程度的革新或变法。初步统计，有文字记载的将近三千年的中华民族史中，大小改革变法将近百次，改革和变法从未停止过。历代学人记录、总结和探讨改革发展的规律和得失，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

　　然而，我们过去在讨论改革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学术文化对整个改革的支撑。改革与变法实际上也是一场传统学术文化的论争。先秦的诸子百家（儒法道墨），汉代今文经与古文经学，汉唐儒道释，宋明理学与心学，清代汉学与宋学，均影响了每个历史阶段的变法进程。

　　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提到“近世史学革新派所关注者，有三事：首则曰政治制度，次则曰学术思想，又次则曰社会经济。此三者，社会经济为其最下层之基础，政治制度为其最上层之结顶，而学术思想则为其中层之干柱。”他说的这三者之间关系，上面是政治制度，下面是社会经济，学术思想是中间的顶梁柱。

　　清朝人在总结明朝灭亡教训的时候，提出了“学术亡国论”，这个观点过去没有引起我们很好的注意。文化可以兴国，学术亦可亡国。清朝不少学者已经把学术文化与国家兴亡紧密结合在一起。陕西大儒李颙指出：“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晦明。”即天下大乱是由人心邪恶造成的，人心的邪恶是由学术不端造成的。他这里的邪术指的是陆王心学，清朝的理学名臣都以批判陆王心学为己任。清初理学名臣陆陇其指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

　　历史上的改革与变法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也是一场学术思想的博弈，它制约着改革的成败。商鞅变法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因用法过度，失去了人本。应该因势利导，循序渐进，操之过急一定会出现问题。而汉武帝改革将儒法糅合，思想在变法改革的过程当中有所变化，体现了一种适应潮流的做法，所以反对的阻力相对比较小。王安石变法中的《三经新义》是与儒家学说相矛盾的，王安石变法中的“三不足”思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被指离经叛道，失去了多数士大夫、官僚的支持。可见，学术文化问题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

　　(作者为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