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伦理学涵盖了临床的、规范的、理论的和文化的等诸方面问题和学科领域，它带来多维学科的观念碰撞，也带来影响深远的跨文化对话和交锋。在学术话语的文化政治功能日益凸显的今天，我们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人类文明发展成果，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下的中国生命伦理学。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有着独特的理论框架和核心价值，对诸如医患和谐、医德规范、医疗保健和生命政治等，有一套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的理论逻辑和话语体系。这是西方生命伦理学不能理解、也无法准确呈现的生命伦理观。所谓“医者意也”，不仅要揣摩、取象自然，意会阴阳、五行、四时，还需进一步意会帝王之业，意会圣人之业。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中华传统医学哲学及医疗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生命伦理学的话语资源。

　　与整体生命观相契合，中国古代形成了“大医精诚”的临床生命伦理话语。《黄帝内经》言：“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告诫医者要敬畏生命，避免“五过四失”。唐代孙思邈说：“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他著有《备急千金要方》，其中《大医精诚》篇阐明大医治病宗旨：“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这些话语字字千钧，被后世医家奉为圭臬。

　　与“普同一等”的行医准则相一致，中国古代形成了“医乃仁术”的规范生命伦理话语。古代医家从医乃仁术的医德规范出发，要求对所有的病患一视同仁。三国董奉隐居庐山，不事农耕，每日治病救人，亦不取钱，唯嘱重病愈者植杏五株，轻者一株，得十万株杏林，以每年所得之杏资助求医穷人，留下“杏林春暖”一段佳话。医家遂得“杏林”之名。晋代杨泉在《论医》中说，“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答理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明朝王绍隆在《医灯续焰》中直接定义：“医乃仁术。”明朝陈实功著《医家五戒十要》、清朝喻昌著《医门法律》，都详细制订了医家行医的具体规范。

　　与“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生命政治相比照，中国古代形成了“上医医国”的理论形态的生命伦理话语。内经《灵枢·师传》概括了治病与治民的相通理论：“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所终时。”《国语·晋语》有言：“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北宋范仲淹直言：“不为良相，愿为良医”。“良相”把脉家国天下，旨在济世救民。“良医”把脉人之身体，旨在治病救人，都是以良善之德为前提，是践行仁义、施行仁术的道德理想之表征。这些生命政治话语体现了“医国与医人”“治民与治病”“良相与良医”在理论逻辑上的相类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