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付生活”本体论：信仰缺失

　　现代语文教育本体论是“应付生活”，与此相应的功能论是“工具性”：“……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这一认知深深烙下杜威印记。这里的“生活”，主要指日常、社会生活；应付生活，即满足“谋生应世”之需（不包括满足人的言语本性、精神生活、自我实现需求等）。在20世纪初文盲充斥、民不聊生的时代，其合理性不容置疑，缺失也显而易见：忽视人文、终极关怀——言语生命、精神思想的培育，重“生存”轻“存在”，重“当下受用”轻“文化涵养”等（这由蔡元培先生1912年甫一就任教育总长便废止“读经科”可见一斑）。语文教育失却文化、精神血脉，困顿萎靡，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在“应付生活”本体论下，国文界将传统教育的精华与糟粕一锅烩了，在批判利禄主义的同时，对古典主义不进行具体分析便贸然否定。叶圣陶先生说：“旧式教育是守着古典主义的：读古人的书，意在把书中的内容装进头脑里去，不问它对现实生活适合不适合，有用处没有用处；学古人的文章，一再把那一套程式和腔调模仿到家，不问它对于抒发心情相配不相配，有效果没有效果。”这是对古典主义有失公允的阐释，没有看到读经、史、诗词、古文等对人生、人格的滋养，是其题中之义、精髓所在。只看到“不讲当前受用”，忽视其“大用”：文化熏陶、立德养气、精神承传，以及培养内圣外王、立言者等，忽视其人文情怀、言语信仰的养育作用。殊不知，古典主义教育，单单一句“不学《诗》，无以言”，就足以点亮学子心灯，烛照人生、温暖终身。其作用胜过为“应付生活”“工具性”说上千言万语。这是时代局限使然，是学界的共识，并非叶圣陶先生个人偏见。

　　“应付生活论”“工具论”，其本质是实利主义。强调语文“器用”性，以获取直接功利效益为行为准则。把语言（语文）理解为应付生活（物质、社会生活）的工具，以技能化、应用化训练，取代古典主义教育，贬抑其生命性、人文性、精神性。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不器。”——“应付生活论”“工具论”注重言语应用，使民众获得文化实惠，提高谋生能力，改善生存处境，有其进步意义，但是，其重“技”轻“德”、重“利”轻“义”、重“器”轻“道”之弊端，终将日益显现，随着时间推移，势必走向其反科举、反八股初衷的反面，殊途同归，沦陷于旧教育“利禄主义”泥沼。今天应试教育的嚣张跋扈，比起科举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高考改变命运”的口号、“考公务员热”等包含的逐利动机，便是实利主义教育哲学结出的苦果。始于反科举、为人生，终于为应试、为功利，是价值理性批判缺失的必然。

　　“应付生活论”“工具论”讲求“当前受用”，视语文为实用、应用技能。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先生等此类言论甚多。张志公先生谈中学生语文程度的三条要求：一是“能读一般应用的书籍报刊”；二是“能写一般应用的文章”；三是能运用基本的工具书。谈写作目的时说：“为什么要培养学生写的能力……为了日常生活要用。”语文教育自然须求应用，但尤须培育言语精神、思想、人格，应以言语价值观培育为首务。实利当头，有“技”无“道”、有“文”无“人”，精神沦落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