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三十年，为什么现在提“精”“准”？

　　一项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汪三贵主持的研究显示，虽然贫困县农户纯收入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对贫困人口的数量没有表现较强影响。这表明，收入增长的较大份额可能被非贫困居民分享。

　　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以来，扶贫成效显著，但仍存在问题，除了贫困户没被优先被扶持外，因病返贫、因灾返贫的现象一直存在。据《南方周末》报道，尘肺病近年在贫困县湖南安化暴发，很多人因病返贫。原因是当地人靠挖矿脱贫，赚的钱不够治疗费，生活变得更糟。这些家庭抗风险能力弱，一旦遭受天灾人祸便会迅速致贫，有没有可持续的财富来源成为关键。这涉及地方经济发展采用何种模式的问题，粗放无序的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收入，是天灾人祸的深层起因。

　　解决第一个问题，要求“精”，精确识别贫困户，通过自下而上统计、公示、上报确认，辅以核查式的暗访，最终落实“一户一策”。

　　第二个问题，则要求“准”，脱贫的方法要一打一个准，有成效、可持续、不返贫。要摆脱粗放无序、资源依赖、环境高成本的发展方式，就少不了靠科技找“准星”。

　　从各地在精准扶贫的探索看，科技从三个方面确定了这个“准”字——

　　一是技术支持，以及延伸出的教育功能。本组稿件中无论是河南的技术能人，还是山东农科院的院所精英，他们到贫困村户除了指导技术外，还额外地承担起“教育”的职责，接受了种植技巧培训的农户不再只靠卖苦力、出苦工致富，而可以从事有技术含量的劳动，进而更快地积累财富。正如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陈开枝说的，“要让他们自己有一技之长才行。”

　　二是科技解决了可持续的问题。有科技含量的产业，往往较少依赖能源和资源，在要素配置上，比传统的粗放发展模式，更讲究精耕细作，甚至兼顾考虑到合作架构、商业模式。可持续性考验着当地政府的智慧，不再是简单的拨款、财物慰问，而是在引进前考察产业是否能因地制宜，引进后构建起系列的配套服务。

　　三是拓宽了渠道。科技手段本身带来了“网络”这一更宽的渠道，“众筹”“万众公益”汇聚于科技搭建的平台之上。更进一步的是，渠道开了，社会整体与“扶贫”这一特定领域的接驳更便捷，扶贫的“参与者”“参与方式”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扶贫力”因此将得到指数级的增长。“扶贫不能只靠扶贫办，要扎扎实实就要全民行动，”老扶贫人陈开枝的这一希望，也会随着渠道的打开而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