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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是新世纪以来广受关注的新话题，人们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展开了研究和探讨。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单单在新世纪才提出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概念？作为新概念，它到底能为人们认识和把握高等教育质量提供怎样的新思想与新方法？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为何被提出

　　什么是大学，大学大在哪里？什么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高在何处？《礼记》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梅贻琦强调，大学不是大楼，大学就是大师，是专家学者的摇篮。这些都是国人对大学和高等教育的理解。这样的理解当然不错，但不能忽视其前提条件，即精英教育时代，它是正确的，但大众化时代，条件变了，原来的理解就不全面甚至片面了。

　　中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都是极小众的精英教育，即便到20世纪末其毛入学率也未超过10%，只是21世纪初经过大扩招大发展才骤然达到了大众化水平。但这种大众化不同于发达国家之处在于，它不是渐进和自然生成的，而是在政府外力推动下短期人为实现的，这就使得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缺少了发达国家那样同时期甚至先期相伴展开的教育观念、教育结构、教育标准、课程内容、教学模式等适应性调整和转变，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断定，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是未经观念和结构范式适时调整、洗礼与转变的大众化，是精英化的扩大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泛精英化。人们用精英化质量观理解和要求大众化，以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就是强化学术性，就是上层次上水平。中国高校之所以如此执着和如此热衷于升格、改名、重视科研及学术荣誉，根源也就在这里。

　　随着大众化实践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高等教育质量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进而提出了高等教育质量就是针对性，就是满足不同利益主体的需要，就是符合目标等等新观念，针对性、需要、目标，本身就意味着多样的。在这样的质量观指引下，高等教育出现了分化发展和特色发展的新动向。尤其是那些新建本科院校，率先转变传统的学术型办学理念和目标定位，改革发展模式，主动对准地方和产业发展需要，走出了一条面向地方、服务地方，培养应用型甚至职业型专门人才的新道路和新模式，从而在传统的高等教育结构格局中打开了一道缺口。在它的影响和示范下，越来越多的地方院校纷纷加入到应用型办学行列中来。目前，除少数国家重点建设大学坚持学术导向外，绝大多数高校积极转变办学方向，拓展思路和空间，密切与地方、行业和产业需要对接，培养应用型、技能型和职业型新型专门人才，一个新的、立体化和多样化的办学体系格局初步呈现。而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所倡导的恰恰就是高校办学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概念的提出，适应了多样化办学需要，是对多样化高等教育质量观的新概括，必将引导和推动高等教育质量建设走向新常态。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回应了什么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高校广泛开展了质量评估和专业认证工作，截至目前，先后有1100多所本科高校、800多所高职院校接受了评估。评估工作在确保人才培养质量方面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其成绩是毋庸置疑的。不过，对质量保障的效用也不宜过分夸大，正如有人指出的，质量保障并非一个神话，它本身是把双刃剑。在显示其积极效用的同时，内在的消极性也同时被激活，并由此导致种种非理性的后果。

　　质量保障是随着现代大机器生产以及现代商贸发展而出现的新型管理方式，甚至可以说质量概念本身就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正是由于受到现代工业生产和现代企业绩效管理等影响，才出现了当今时代所谓系统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建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实质就是建立起一整套可观察、可测量、可操纵、可复制的检验教育质量工作的行动程序。它将以往人们看似无法直接认识和把握的教育教学或人才培养活动，通过测量和评估工具转变成一种可分解的部分、步骤、程式和方法，转变成为见得到摸得着的指标体系、标准和计分方式等。有了这套办法，人们就可以对不同的高等教育组织机构及其活动进行绩效分析或质量研究，从而作出优劣好坏高低等评价。质量保障不仅要对组织绩效作出说明，更重要的是它对组织的活动目标、进程与方法给予规制，只有沿着质量保障体系规定的目标、内容、标准及其方式开展工作，其质量方能被认可。这就是所谓的质量保障指挥棒效应。

　　我们不反对质量保障的程序化、规范化和技术化，也不反对质量管理的量化，这恰恰是现代质量管理和质量保障制度的优势所在，如果不能对高等教育活动进行量化，如果没有一整套程序化规定，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就无从衡量，质量保障和质量管理也就失去了依据。然而，现实中确实出现了一种明显的趋势，那就是技术至上，人们过分关注了质量保障的技术与方法，将质量视为可以分解并加以测量的客观存在，企图通过测量和评估工具的改进、相关指标的完善，便能够干预高等教育质量议程和日常实践，进而达到问责或是提高质量的目的。由此，原本作为人与人之间感性的实践活动日益被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取代，尤其是作为现代性的发明，质量保障将道德、价值和信仰等人的活动完全化约为技术性的问题，人变成了工具，高等教育由此失去了人的活动本质。

　　而质量保障技术本身并不产生质量，它不会自动转化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行动和实践，好的技术也有可能意味着糟糕的教育，即如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手段可能是非人性的）一样。因此，为了持续地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需要从理论上重新审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及其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寻找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新的可能性。这种新可能性，就是从质量保障走向质量文化，就是克服单纯的技术性与程序异化，回归高等教育的人文本性。在质量时代，只有从质量保障的文化视角出发，才能培育出既合目的又合规律的高质量人才，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和保障体制也才能取得成功。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形成需要什么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整体说来是舶来品，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和保障制度也是如此。从这点上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和实践具有强烈的外在性或外部性。这种外部性有如下几层含义：

　　其一，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并非中国高等教育本土实践自我生成的。我们知道，高等教育质量管理、质量审计以及质量评价等，兴起于20世纪初，全面质量管理和保障运动于20世纪80年代达到高潮。欧美等发达国家不仅在本国建立了严格的质量许可制度，并且广泛建立了双边、多边以及区域高等教育质量互认制度，大大拓展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国际化。受之影响，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也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得以兴起和建立，它直接学习借鉴了欧美国家的先进经验与质量保障模式。但是，质量保障体系和全面质量管理的移植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文化因素，特别是制度、道德和观念要素，这些往往是不能被移植的。可以说，目前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和质量保障实践还主要停留在技术阶段，尚未建立起与现有国情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的全面质量管理思想与模式。

　　其二，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至今不过百余年的历史，起步晚起点低，要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缩短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就必须努力学习模仿欧美高等教育理念和模式，同时也决定了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管理和质量保障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领导者和建设者的角色。因此，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和保障，基本线路除了自外而内，就是自上而下。一方面，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由政府统一制定，质量认可和评估由政府组织，即政府代表社会与公众对高等教育质量进行问责，高校只是质量标准的被动执行者和质量保障过程的被动实施者，这也决定了作为基层组织的高校无法真正成为质量保障的主体；另一方面，质量资源由政府掌控和分配，高校向政府争取资源的过程本身成为目的，而质量则倒退为手段。由于受教育资源投入能力及评价标准的刚性限制，政府总是选择有限的领域进行重点建设，最典型的就是各层次的质量工程、计划或项目，它们成为质量的标志，成为高校竞争的对象，进而将质量外化为政府的工程、计划和项目，造成了质量建设的短期化和功利化。与此同时，高校自身从事的质量保证与评估，相对而言往往是政府外部质量问责或评估的翻版和预备，缺少自身的主动性和主体性，对广大师生仍然是外部性的要求。总之，我们的质量保障和质量管理还没有深入或内化到大学师生以及管理工作者的内在需要、内在心理意识结构和内在道德自律阶段。

　　基于此，人们期望通过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概念来构建全新的质量保障和质量管理体系，这种质量文化观强调质量本身的目的性、质量主体的内在自觉性。特别强调要深入挖掘现代全面质量管理和质量保障中的文化观念、精神价值和心理意识要素，实现与本土文化对接，与质量主体意识和道德自律对接。改变长期以来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外在性和技术性，使质量管理和质量保障真正成为国家、社会、高校以及师生等每一质量主体的内在成长的需要，成为质量提升的内在动力，换言之，就是要唤起每一主体的质量意识、质量责任、质量态度和质量道德。质量文化一经形成，就会变成稳定的民族品格，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即指日可待。（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