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从机器制造到智慧创造的网络时代，科技的日新月异呼唤创新的人才，而创新则呼唤游戏精神的回归。

　　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描述一个被大机器工业时代异化的小人物命运，这名不幸的工人被生产线吞噬的情景令人嗟叹。人成了工厂或者社会大机器里的一个螺丝钉，他只需要一切行动听从指令即可，不容许有任何自己的思想，更不需要什么异想天开的奇思妙想，人不过是活着的机器。如果以机器为主角的工业时代，是将人变成机器，那么到了以智慧创造为主旋律的网络时代，就是一个将机器变成人的时代。所有的物件与机器都需要智慧的附着，不再是死的机器，而是可以按照人的意志进行学习创造的智慧时代，人工智能将解放流水线的生产，大数据技术将解放一些常规性、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工作。

　　过去的工作团队形式则被精简到一到两人就可完成同等体量的工作。这也意味着许多如今的职位将被取代，而在一些机器无法取代的，比如情感、创造类的工作中，将产生新的工作机会。有机构预测，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其他社会经济以及人口变革的结合，将会在未来五年内促成各国劳动力市场的转变；15个主要发达和新兴经济体，总计将净减少500万就业岗位。而未来五年将有超过710万个就业岗位因为裁员、自动化发展和中介环节减少而消失，其中多数岗位属于“白领式”工作和行政工作。

　　但常规岗位的消失并不代表未来的人类毫无机会，新的技术或许也会创造出新的机会。

　　这些新机会更多是创造性的工作岗位，过去20年，互联网技术让一个工作机会消失的同时创造出2.7个工作机会。而创新需要打破常规思维，需要突破以往的知识边界，智慧创造的时代需要呼唤游戏精神的回归。

　　游戏精神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命现象，是人类创造力的本来表现。虽然别的动物也有游戏，但是只有人才能对这种活动进行命名、调控、升华；并借此展开研究、模拟、创造。因此，从社会学意义上说，游戏不仅仅是一种激情洋溢的挥发生命能量的活动，更是一种积淀深厚、意味深长的人类文化现象。

　　正如学者李学斌在《儿童文学与游戏精神》中总结世界著名哲学家对人类游戏精神研究时所认为的，在他们的观念中，有一点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对游戏来说，只有一个主体——人。康德、席勒推崇理性的人可以完成对艺术与自然的把握、超越；格鲁斯、弗洛伊德等倡导感性的人可以通过游戏宣泄生命、实现内在的自我；而胡伊青加则标榜文明中的人从来就是游戏者，游戏不仅是文化乃至文明的表现，更是文化与文明的本源……人是游戏的主体，游戏是人之为人的标志所在。这个观念成了游戏之于人类社会的核心命题。

　　游戏精神自人类社会开始，更是伴随人类生存、发展的社会活动。

　　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将人类的游戏看作一种“与神毗邻”的社会活动，从而赋予它一种超出现实生活的神圣性。他将游戏从单一的生物学活动中剥离出来，将其定位于严肃的社会活动，并赋予其神圣性，这就在无形中开启了游戏现象社会学、文化学研究的先河。

　　柏拉图之后，德国哲学家康德首次肯定了游戏的自由性内涵。康德是在阐释艺术的过程中论及“游戏”的。康德把艺术的初级阶段比喻为“游戏”，并把艺术分为“快适的艺术”与“美的艺术”。

　　康德将艺术（游戏）和手艺（劳动）作了比较：“前者叫做自由的艺术，后者叫做雇佣的艺术。我们把前者看作好像它只能作为游戏、即一种本身就使人快适的事情而得出合乎目的的结果（或成功），而后者却是这样，即它能够作为劳动、即一种本身并不快活（很辛苦）而只是通过它的结果（如报酬）吸引人的事情、因而强制性地加之于人……如果让艺术摆脱它的一切强制而从劳动转化为单纯的游戏，就会最好地促进自由的艺术。”

　　无论游戏，还是艺术，都将“内在自由”看作是精神的旨要、存在的根源。康德的这一论点在很大程度上开始触及现代“游戏精神”的内涵。

　　随后，德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席勒把游戏的价值趋向又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席勒先是以“精力的剩余”来解说游戏的起源。席勒与康德的游戏观是一脉相承的。游戏之为游戏就在于它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就在于它就是愉悦本身，是人之为人的标志。而且，也唯其如此，游戏才体现了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之自由精神。

　　人类的游戏，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种单纯的生物行为，而是意义深沉、韵味悠远的文化现象。

　　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荷兰人类文化学家胡伊青加在康德、席勒之后，将游戏的价值及其文化内涵推向了又一个高度。在胡伊青加的观念里，文明是在游戏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游戏不仅推动了文化，本身也作为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截面，融合进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他看来，真正的文明，是必然需要公平游戏的，是需要游戏规则的。而游戏精神就体现在游戏者对于规则的不断体认当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规则，抑或是秩序，那些融合着真、善、美等人类精神元素的价值集合体，体示着人类真正的游戏精神。这种精神寓于游戏存在和发生的结构、过程当中，以自由的表象、规则的形式、节律的运动，创造着人与文化、与自然界和谐共荣的生态。

　　游戏精神的自在自为，它的自由性内涵和平等参入的现代精神，它的无拘无束的思想内核，它最大可能激发人类的潜能，它对规则意识的尊重，它的艺术元素与对美的追求，都是智慧时代的创造性所需要的精神因子。它最早也许是起因于无用之用，只是对未来和世界充满无穷的好奇，可正是这种仰望星空的无边无际的梦想，才有了对万里之外宇宙的探索，正是有了牛顿在苹果树下的奇思妙想，才有了解释世界的万有引力，当1752年富兰克林进行著名的费城实验，他用风筝将“天电”引了下来，把天电收集到莱顿瓶中，人们称赞他的科学奉献精神，其实何尝又不是一种对未知世界充满强烈的好奇心与勇于探险的游戏精神的体现。

　　然而曾几何时，我们没有认识到游戏的精神的重要性，甚至认为游戏为玩物丧志、不学无术之举。我们曾经那样急功近利地做一切“有用”之事，从小到大都要按照现实的需要做一个中规中矩“有用”之人。一切和导向“有用”无关的游戏自然就被打入另册。不但孩子爱玩好奇喜欢游戏的特性得不到认可包容，反而被视为讨人嫌的坏毛病，孩子的游戏天性遭到打击不说，大人的游戏精神更是只字不提，长期受到压抑。

　　殊不知，世界上许多重大的发明都是源于自由探索的游戏精神。这种精神是伴随人类社会成长，在一个需要无限创新的智慧创造时代，需要呼唤游戏精神的回归，正是在游戏精神的作用下，人的创新性潜意识才能获得勃发，从而产生创造性思维的火花， 一个智慧创造时代才会到来。（作者系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