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文

　　和合文化的提出本身就是一次智能创新，和合这个富有创新性的词，最早见于《国语·郑语》。《国语》曾被称为《春秋外传》。“语”是古代记言的史书，史书有记言与记事之分。《国语》没有被列为五经，与利禄之路无缘，它被冷落的历史际遇，反倒保留了它记言的本真。

　　一、和合生意

　　和合思想的提出有它的社会政治背景。西周的时候，周幽王八年，即公元前774年，史伯和郑桓公纵论天下形势，讲到了和合。为什么此时讲到和合？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典故，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为了获得褒姒一笑，周幽王置国家信誉于不顾，点燃骊山上的烽火。等到犬戎兵临城下，镐京危急之时，他再放烽火，没有一个诸侯来拯救，西周随之灭亡。

　　郑桓公预见到周将灭亡，他曾问史伯怎样避免这样的灾难。史伯就讲，古人能够建立大功，很重要的原因是像唐尧、虞舜、夏禹、商契、周弃等那样在天地和人事之间创造和合生意。周幽王之所以会灭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搞和合，搞剸同，他专信佞臣虢石父，排斥正直大臣，宠幸褒姒。“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剸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

　　和合是人们对社会生活各层次，各种冲突社会现象的认知和提升。治理国家也一定要和合，要有包容的态度，采取各方面的意见，才能把国家治理好，不然的话，只搞专一，就一定会灭亡。

　　和是什么？如何和？这在《左传》的记载中得到回应。《昭公二十年》记载有晏婴与齐景公的一段对话。齐景公问：和与同有差别么？晏婴说：有差别，和譬如美味的肉汁，必须是将盐、酱油、醋，还有各种调料合在一起，才能够做成“和羹”。在厨师和合加工过程中，哪种调料不够就加一点，过多了就减一点，使烹饪的食物鲜美。这就是说它必须是各种食物，各种佐料与厨师的智慧劳作和合在一起，才能够变成美味。如果只有一种原料的话是根本做不出美味的。

　　晏婴认为，所谓各种不同的作料，是指互相冲突、矛盾的东西，不是相同的东西。如果是相同的东西，那就是“以水济水”，仍是水，不会发生性质的变化。晏婴列举这些例子，是为了说明政治。他说，君臣关系也是这样，不能君主认为行的，臣子也认为行；君主认为不行的，臣子也认为不行，这就是没有不同的意见的同。做臣子的应该是君主认为行的而其中有不行的，臣子指出其中不行的部分，而使行的部分更加完善。君主认为不行的，而其中有行的。臣子指出它行的部分而去掉不行的部分，这样就能使政事平和，人心安定。这种行与不行的冲突中，使之达到融合，从而上升为和合治理国家。

　　在晏婴看来，食用和羹，“以平其心”；听和声，“心平，德和”；政治上，“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和的功能及其价值，一是在和合中获得心理上的平衡；二是在和声中使人的精神获得享受和愉悦；三是培养主体道德行为的和谐；四是不同事物的和合可取得政治上的平和，人民没有争夺之心。

　　和合不仅见之于《国语》，也见之于《管子》、《墨子》。说明此时和合是被学者认同的价值。《管子》载：“蓄之以道，养之以德。蓄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修养道德，人民就和合。道是异在于主体身心的外在的原理、规范；德是内在于主体身心的修养。和合所以和谐，和谐所以团聚。和合团聚，就不能伤害。和合是修养道德的目标。

　　墨子从“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出发，认为和合是人与国家、社会、家庭关系的根本原理、规范。“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家庭内父子兄弟相互怨恨、使坏，推及天下百姓，亦相互亏害，国家社会就会离散灭亡。和合才能使家庭、国家、社会，和谐、协调。过去越王勾践，喜好士的勇敢，“教驯其臣，和合之”（《墨子·尚同中》）。教育士兵，相互和合，才能战无不胜，国家才能富强起来。

　　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是非常频繁的，怎样来制止战争？那就是思想上要树立和合的观念，所以墨子讲不应该冤冤相报，不应该互相仇恨，而应该搞和而不同的和合。中国古代的有智慧的、有远见的思想家，如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都希望和平，老百姓也是希望和平的，当时的一些有见解的人也是认为诸侯国争夺权利的兼并战争，给社会与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他们希望统一，以为统一可以制止战争。这是当时之所以能够提出和合思想的内因和外缘。

　　二、和合二圣

　　中国在秦汉时期实现了全国的统一，思想领域有了变化，那就是不讲多元而要搞“同”。到汉武帝的时候，就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秦始皇到汉武帝，法、道、儒思想轮番登场。秦始皇以法家思想为其意识形态，在咸阳宫开了一个庆贺攻匈奴、征百越胜利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有72个博士参加（当然，这里的博士跟现在的不是一样）。当时争论是实行封建制还是实行郡县制这样一个体制问题。仆射周青臣为秦始皇歌功颂德，赞扬废封建、立郡县，秦始皇听了非常高兴。博士淳于越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说古籍所载，商、周两朝，相传千年，是因为开国后大封子弟功臣，共同辅佐的结果。今不封子弟功臣，如果乱臣贼子作乱，谁来相救？凡不按古代规制来做，是不能维持长久的。当时李斯就非常反对，他说如果这样的话就是“法古”，那就否定“今”，后就发生了焚书坑儒的事件。秦末的动乱人民遭殃，汉初用道家黄老思想为意识形态以恢复经济，到汉武帝独尊儒术，要求思想统一，和合思想遭到了压抑。

　　这样，和合思想就从上层落实到下层，变成了草根文化。和合思想渗透民间，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结合，化生了许多寓有深意的传说。唐代有个“万回哥哥”，他家有四口人，哥哥到边疆去打仗去了，常年没有音讯。他的父母就非常惦念这个儿子，有的时候就哭哭啼啼想念自己的这个儿子。弟弟万回看到这个情况心里难过，他就决定去一趟边疆，然后把哥哥的信息带回来。他早上出发，晚上就回来了，并且带回了他哥哥的一封平安信，一天万里来回，寓意家庭和合，后人视为团圆之神。

　　2005年台湾的连战和宋楚瑜以及新党郁慕明访问大陆，其中新党主席到中国人民大学演讲。我们学校送给他一幅和合二圣图。由徐悲鸿的儿子徐庆平作画，图上两个天真烂漫的孩子，一个孩子手持荷花，谐音和字；一个孩子手捧盒子，谐音合字；盒里飞出五只蝙蝠，寓意五福临门；由我题 “和合”两字，意思是说台湾和大陆是血肉相连的一家人，是兄弟相亲，命运相关。

　　和合的思想在民间成为信念。传说唐代有两个和尚，一个叫做寒山，一个叫拾得。在佛教中，寒山为文殊菩萨化身，拾得是普贤菩萨的化身。传说寒山和拾得在唐贞观年间到苏州好利普明塔院任主持，改名为寒山寺。唐代张继有首诗叫做《枫桥夜泊》写的就是这个寺庙。

　　清雍正十一年（1733），封寒山为“和仙”，拾得为“合仙”，即“和合二圣”，又称“和合二仙”。寒山诗直抒胸臆，或嬉笑谩骂，或玩世不恭，或疯疯癫癫，或阐释佛理。其诗直透心灵，天然自得，禅趣盎然，发人深思。公认对日本的俳句、短歌有深远的影响。20世纪寒山成为西方嬉皮士的精神领袖，其蓬头跣足的形象亦为其所效仿，其诗在美国风行一时。

　　和合通过戏剧、跳舞等各种形式，深入民间生活，而成为民间趋利、避邪、避凶的普遍信仰。于是和合神的祭祀在一些地区非常盛行。民间祭奉和合神的最高目的可以用《万法归宗》“和合咒”中的话来概括，即“万和千合万事偕”。明末茅维《闹门神》杂剧中对“和合神”的功能有更形象的描写，多次借剧中人口说和合神“主和谐”“主和合”等。如果说和合神起源之初是驱邪与祈祥并举，而后世之奉祀，则主要在于祈祥。很多地区过年的时候，要贴“和合二仙”年画，或用彩纸剪成和合之形，贴挂在门窗上。江南地区更是如此，很多人家习惯在单扇门上贴一圆形和合，称之为“一团和气”，象征着“和合双全”“百事和合”等，以此蕴含了人们对和平安乐生活的渴望与祝愿。民间年画除了《和合二仙》、《和合赐神》外，还有与其他神仙共祈之图，如《和气致祥一品当朝》、《和合二仙状元及第》等。

　　人民的愿望、追求是要和合。从经典到神话的流传，都在期望着有一个人和、天和的和合境界。

　　三、中西理论思维的分野

　　和合在现代意义上，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间诸多形相、无形相互相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化过程中诸多形相、无形相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

　　天地间一切现象的背后都蕴涵着和合，在和合的视野下，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蕴涵和合，和合是各生命形相的创生、发展、整合而融突成整体的过程，是对和合经验的和合反思。

　　和合蕴涵着差分与和生的氤氲原理，存相与式能的互补原理，冲突与融合的变化原理，自然与选择的互动原理，烦恼与和乐的中和原理，这便是融突和合的基本内涵。原理在事物变化、转生的过程中具有必然性，它规范事物在其演化过程中的理路和指向。

　　由和合提升为和合学，是在洞悉和尽究和合概念的内涵、性质、特征及其在演变的过程中不同变化，依据人类世界现实的、化解种种冲突的需要，概括为一种理论思维形态的原理、原则，以体现时代精神的精华，而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风格的学术观点、方法、体系的学说，是为和合学。

　　和合学蕴含着然与所以然、变化与形式、流行与超越、对待与整合、中和与审美等内涵。它是中华文化迈向现代化的最佳选择，它彰显着中华文化的现代转生，它使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中华文化的现代转生由方法论争转向文化形态的选择，使方法论落实到现代理论思维形态的创新转生上。

　　哲学作为求真知的智慧之学，都追寻天地万物从哪里来的问题。西方的哲学家都要在事物的背后寻找一个本质的、本源的东西，这种思维在《新旧约全书》的第一章《创世纪》中就有体现。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的上帝是唯一的，是全知全能的，他是真理的代表，违反他就是谬误。古希腊的巴门尼德讲“存在就是一”，譬如是一个变形的上帝。从西方哲学家的理论思维来看，不管是从柏拉图的理念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都是这个“一”的延伸，凝聚着人类最高智慧的哲学，竟然是对最简单的“一”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尽管是爱智慧的结晶，但是西方哲学最终是求一，即形而上学唯一的本体，这就是导致了其理论思维形态为二元对立和非此即彼，导致了一种斗争哲学，而具有排他性、独裁性。

　　中国思想不一样，中国思想对于天地万物从哪儿来、人从哪儿来的回应，《国语》上讲：“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说“和”才能生万物，“同”就不能继续下去。怎样和生万物？“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金木水火土尽管有矛盾，但可相反相成，有矛盾的事物互相杂合而成百物。中国不是不讲水火，也讲水火，西方最初也讲水火，但是中国并没有以单一的水或火作为万物的本原，它是把金木水火土五种不同的、冲突的事物作为其本原，本来水火不容，矛盾对立，但是它能够相反相成的融合起来，然后产生万物。中华民族理论思维不讲一元，是多元事物的冲突→融合→和合体（新生儿、新事物），而且具有包容性，能海纳百川。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西哲学从源头上其理论思维就有差分。中国理论思维不讲一元，不讲单一，而讲多元的冲突融合而和合。《周易·系辞》讲：“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天地、男女是阴阳，两个相互矛盾、对立，但是它们可以互相化合，就像男女、夫妇可以构精、结婚，然后生儿育女，化生万物。

　　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是讲多元的事物尽管相反，有矛盾，有冲突，但它们能够融合，然后产生一个新的事物，这就是冲突→融合→和合体（新事物、新生儿的诞生）。其理论思维就具有包容性、和合性，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能以“和为贵”，“和而不同”，而和西方非此即彼的理论思维异趣。

　　中华民族尚和合的理论思维，是讲多样事物互相包容、互相融合、厚德载物，能把各种不同的、冲突的事物、思想融合进来，具有宽容性、多元性，而不具有排他性、独断性、独裁性。如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以后，不是简单的排斥，而是被中国的思想融合，而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中华民族理论思维是在不断吸收、容纳、和合不同的思想过程中繁荣发展。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孔子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