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苏大学李金坤先生提出：“《文心雕龙》之学”应称“文心学”，并提出了几点“理由”。慎而思之，我觉得“《文心雕龙》学”还是简称“龙学”为好。

　　李先生建议“《文心雕龙》之学”应称“文心学”的“理由”有三：一是“中华龙之学”和“《文心雕龙》之学”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学科都称作“龙学”，容易产生歧义而混淆；二是“‘龙学’之名无以对应于‘文选学’”，刘勰直接参与萧统《文选》编撰事宜，《文心雕龙》的篇目与《文选》及其选文标准都有不少相似之处，因而，“两者专门之学的名称应当具有相应之处，而现在的‘龙学’之名是难以对应于‘文选学’的”。三是“‘龙学’之名未能体现出《文心雕龙》书名之主要精神”，关于书名中“文心”和“雕龙”两者的关系，大致有“主从”和“并列”两种看法，李先生倾向于“主从关系”，认为如果说“文心”是《文心雕龙》主体内容的话，那么“雕龙”则是表现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也就是“雕龙”是为“文心”服务的。

　　事物的名称是否恰当，关键是要看其“名”是否符其“实”。李先生说的三条“理由”中，前两条不是指向事情本身，也不是讨论“名”是否符“实”的问题，因此不足以成为理由。研究中华文化的学问现在通行的叫法是“中国学”或曰“汉学”，而不叫“龙学”，与“《文心雕龙》学”是井水不犯河水，并不存在冲突。就像“《红楼梦》学”简称“红学”，红色是中国人喜欢的颜色，人称“中国红”，但两者互不妨碍，因为此“红”非彼“红”。至于说“《文心雕龙》学”的命名要与“文选学”对应，“理由”更是牵强。《文心雕龙》与《文选》的确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但是这些关联都不能成为它们的名称要对应的理由。就像人的名字，哪怕是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他（她）们的名字可以各有千秋，何必一一对应呢？

　　李先生说到的第三点“理由”，指向的是问题的实质：“龙学”之名是否体现了《文心雕龙》的主要精神？换言之，《文心雕龙》是否真有“龙”？我们认为，“龙学”恰恰最精准地表述出了《文心雕龙》全书的精神实质。

　　一是“文心”和“雕龙”两个词的关系。我们知道，刘勰自己谈及书名时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序志》）李先生认为，“文心”是内容，“雕龙”是形式，这虽然是用现代文学理论去“强制解释”古代文论，也大体不差。不过，说“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则只说出了两者关系的一个方面。就从现代哲学基本原理来说，“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也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而不是单向的谁决定谁、谁主谁从、谁比谁更重要的问题。这应是基本常识，不需赘述。再说，刘勰自己对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也有明确表述，不过，他用的词是“文”和“质”、“情”和“采”：“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情采》）。这里的“质”和“情”相当于文学的思想内容，“文”和“采”相当于文学的言语形式。刘勰认为，它们的关系是相互依附、相互对待的经纬关系，而不是谁决定谁、谁主谁从、谁比谁更重要的关系。既然“文心”和“雕龙”两者是并列对等的关系，所以无论用“文心学”还是“龙学”都可以，都符合取名要“符实”的基本原则。

　　二是《文心雕龙》有龙的精神气质。文之主体是“人”，在刘勰看来，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由此“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原道》）！刘勰视人为天地万物之精灵，其言其文也是天地万物之神秀，如此视人视文，不正如中国人视万物之神灵的“龙”吗？刘勰谈文学，往往是天上人间、腾空入海似的。比如《原道》开篇就说，“文之为德”“与天地并生”，“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是为天文：“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是为地文，然后由天地之文说到人文。又如《神思》篇说，文学思维的特点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气贯长虹，大有龙行天地、呼风唤雨之气概！字里行间，无不体现龙之精神，所以，“龙学”最能体现《文心雕龙》的精神气质。（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