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祥财

　　编者的话 捐助：点球与石子

　　上周，潘石屹夫妇代表SOHO中国基金会与哈佛大学签订了金额1500万美元的“SOHO中国助学金”。据称，捐助总额为1亿美元，将在全球范围内资助在世界一流大学攻读本科的中国贫困学生。《福布斯》日前报道，“股神”巴菲特今年再次拿出28亿美元资产用于慈善，再一次打破他的个人慈善捐款记录。

　　“富豪”、“慈善”两个词经常相伴出现，比尔·盖茨曾表示，巨额财富对他来说，不仅是巨大的权利，也是巨大的义务。若把富豪与慈善的关系视作紧密依存，那么慈善事业在中国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胡润研究院与群邑智库于2013年发布的“中国财富报告”称，中国有105万千万富豪和6.45万亿万富豪，目前全国每1300人中有1人是千万富豪，每2万人中有1人是亿万富豪。不过，在国内说起慈善，常人的反应不外乎扶贫帮困。前阵子上海举行的一个国际研讨会上，一位智库成员认为，慈善界的眼光不应只局限在帮助具体的人身上，而应分出一部分精力投资于研究机构，产出智慧更好地影响政策，惠及更多的人。这在国外是常见的做法。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即由商人创立；卡内基基金会帮助建立了美国大多数的公共图书馆；洛克菲勒基金会倡导的绿色农业革命让许多国家摆脱了饥饿。

　　可喜的是，中国不少慈善基金的流向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大家越来越多地将关注点放在对知识的投入、解决方案的投入上，无论是对贫困地区教育理念与方式的改善，还是对儿童美德培养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富豪慈善不再是发“点球”，而是向湖水深处投入一颗“石子”，在整个湖面泛起涟漪。

　　声音

　　@中国过去30多年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最重要因素是改革开放激活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让潜在的企业家变成现实财富创造者。

　　——北京大学经济学讲席教授张维迎在《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一书第三版序言中提到，企业家就做两件事：发现不均衡，即套利；通过创新打破均衡。他认为，如何从简单的套利者（商人）和模仿者转变为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者，是中国企业家面临的主要挑战。@作为一个依赖贸易的岛国，英国必须拥抱未来，而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中国即是未来。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高级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表示，预计到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全球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

　　@风险管理很重要，但是并不是风险越少越好。

　　——互联网金融千人会执行秘书长蔡凯龙认为，互联网金融的生命力在于他的创新，风险的过度控制，会加大成本，会抑制创新，只有风险控制和创新相对平衡才能保证中国互联网金融健康长远的发展。@目标上，中国将在维持原来的大循环，即传统的三个世界──资源国、消费国、生产国的格局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全力布局小循环：以中国内需为起点的资金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循环，以中国为核心的-周边国-资源国（包括非洲）-科技国（美国）-品牌国（欧洲）的新动力格局，从输出廉价的中国制造，升级到输出工程、服务、产能、投资和资本，以至最终的货币，这就是全球化4.0。

　　——牛津大学JohnSWIRE学者、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邵宇认为，中国必须为即将到来的全球化4.0时代未雨绸缪。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发挥过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开放，得益于党的领导集体和经济学者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艰苦探索，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实践舞台。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需要管理者和经济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同时，对大量的改革经验进行抽象概括，勇于创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使之成为深化改革的科学引领，以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若干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探索成果

　　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十月革命以后，前苏联决策者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结合当时的国内外形势，逐步确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体制设计和理论依据方面基本参照了前苏联的模式，但在实践过程中，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暴露出一些问题，引起我党领导集体和经济学者的注意和思考，并产生了若干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探索成果。

　　如，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是否完全排斥商品生产？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个观点恐怕值得研究。”他次年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有计划，但计划只能计划那么几类，社会经济生活是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如果只强调计划性，就会把灵活多样挤掉，搞得简单、呆板。他说，“我们一定要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灵活性超过资本主义，使我们人民的经济生活丰富多彩，更方便，更灵活”，为此“一定要有下面那样多的小计划，和中央的计划互相调整。但只是计划调整还不行，还要利用价值规律。”

　　1958年，毛泽东指出：“进入共产主义要有步骤。我们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的生产，一方面发展商品生产。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他强调，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它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1962年“七千人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修改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工作报告时，增加了这样一段话：“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决不能不严格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