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源于湘学，光大于毛泽东思想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为重要的命题。这一命题既蕴含着丰富的时代内容，也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关系，更确切地说，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鲜明地域性特征的湘学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实事求是”语出《汉书》，班固称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明清以来，这一治学方法逐渐演变为考据之学。考据学标举“实事求是”，以至于考据之学即“实事求是之学”。其中所谓的“实事”，主要是指书本，而且是古代的文本，从而越“古”越“是”，越“书本”越“是”，形成了一种埋头故纸、脱离现实实际的学风。可见，这种考据学的“实事求是”与后来毛泽东倡导的以“反对本本主义”为特征的“实事求是”是大相径庭的。

　　湘学作为一种地域性的传统文化，除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湖湘地域性知识分子群体的突出特点，即在讲究内圣修养的同时，特别强调外王经世，形成了崇尚经世致用的务实传统。这一传统远绍历史上的湖湘学派和船山之学，近接魏源、曾国藩、谭嗣同，中经杨昌济，下启青年毛泽东，其发展脉络宛然可寻。在这一传统影响下，与清代盛行的考据学面向书本的“实事求是”截然不同，湘学中的“实事求是”明显具有面向现实实际的特征。如早期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胡宏就提倡“以古人实学自律”，张栻强调“夫所贵乎儒学者，以真可以经世而济用也”。明清鼎革之际的王船山则“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倡导“君子之道，尽乎器而已矣。”魏源批评考据学家皓首穷经，“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曾国藩批评考据学家是“识字之牧猪奴”，他倡导一个“实”字：“今与诸君子约为务实之学”。

　　从这种经世务实态度出发，湘学传统中的“实事求是”就完全不同于考据学的“实事求是”。曾国藩解释道：“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曾氏的这一解释实际上具有将考据学面向书本的实事求是转化为面向现实的实事求是的意义，在同时代湖湘学者中影响深远。左宗棠就提出要“弃虚崇实”，把“实事求是”的务实思想作为自己军政实践的指导原则，设立“求是堂艺局”，明确提出要“求实效”和“实事求是”。郭嵩焘早年出使西欧，认识到“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谭嗣同“私淑船山”，提出“器体道用”论，倡导“学必征诸实事”。

　　当青年毛泽东求学湖南第一师范的时候，无论是学校的文化环境还是教师的思想倾向，都承继着源远流长的湘学经世务实传统。从学校的文化环境来看，与湖南第一师范隔江相望的岳麓书院，乃历史悠久的著名学府，千年弦歌不绝，湘学传统中的重要人物都曾求学于此。青年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期间，经常往来于岳麓书院。岳麓书院讲堂入口处就悬有“实事求是”的匾额，此“实事求是”显然不是考据学埋头故纸、皓首穷经的“实事求是”，它体现的是湘学中经世务实、注重现实实际的悠久传统与学风。这一传统和学风同时也体现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教养学生之要旨》中，其中明确规定：“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势，察社会之情状，实事求是”。除了学校的文化环境外，教师的思想对青年毛泽东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其中对毛泽东影响最大者当推杨昌济先生。杨昌济非常赞成曾国藩对“实事求是”的解释和考据学的批评，并补充和发挥道：“近世汉学家言，薄虚悟而尚实证，夫其尚实证是也。然但求实证于古而不求实证于今，但求实证于文字而不求实证于事物，又岂得谓实哉？”

　　学校的文化环境和教师的言行构成了注重现实实际、实事求是的文化氛围，深深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的文化性格。青年毛泽东认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并利用暑假和萧子升一起，游历湖南农村，调查研究，读社会这本无字之大书。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毛泽东经世务实、实事求是的文化性格显得愈益明显。一方面，他积极投身于改造社会的现实实践之中，另一方面，则批评过去思想界的空虚，强调“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青年毛泽东的这种文化性格逐渐发展为注重现实国情的研究。在出洋留学的热潮中，毛泽东一方面积极组织留学运动，另一方面自己却留在国内，其中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应该说，这一卓然独立的见解是毛泽东后来注重调查研究，阐释“实事求是”的重要思想基础。（李佑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