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建设面临诸多任务，但首当其要，是要注重智慧资政能力的开发和强化。我国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深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施特别是2020年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都给智库建设提出了这样“新型”的要求

　　我国新一轮智库建设方兴未艾，智库建设和智库资政已成为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据宾夕法尼亚大学　（TTCSP）《全球智库报告2015》数据，全球现有智库6846家，其中美国1835家、中国435家，是世界上拥有智库数量最多的两个国家。而中国是世界上智库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但是智库建设不在于数量，更在于质量，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功能。智库建设最重要的是要提升“智慧之资”的能力。

　　“智慧之资”是智库功能的灵魂

　　智库的天然使命是为诊断和解决特定公共问题研发和提供优质的资政产品，为决策特别是重大公共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智库资政两个层次，一是“知识之资”，提供知识、技术方面的支撑，是智库的初级形态。如二战期间罗斯福经常请来很多专家讨论问题商量对策，称为“脑库”。二是“智慧之资”，即超越“知”层面的“智慧之资”。知识只是决策的基础和条件，“智慧”才是智库的灵魂。一加一等于二是“知”，一加一大于二或不等于二才是“智”。对于现代治国理政来说，更需要的是智慧层面的东西。

　　人类之所以出现智库并形成对决策咨询的巨大需求，是因为决策的质量决定决策的收益，决策领域有着决策失误导致产生相关后果的客观压力。人类历史上各种“智囊”“智库”“外脑”“思想库”都由此产生。中国古代曾子说：“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韩愈在《师说》中说：“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天社会公共事务无比繁杂，公共决策领域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压力，智库需求大为增加。但真正的智库不是“知库”，必须有在专业分析、特定素养基础上构成的高超能力。“智慧之资”是智库功能建设的本位所在，也是智库的社会价值之本。

　　既“立地之实”又“得天之道”

　　智库建设面临诸多任务，但首当其要，是要注重智慧资政能力的开发和强化。我国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深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施特别是2020年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都给智库建设提出了这样“新型”的要求。

　　现阶段我国智库主要有“体制内”与“体制外”两大类。体制内智库具有信息便利、资金充裕等条件，但存在行政性模式突出、利益牵涉紧密、“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倾向比较突出等问题。体制外智库除了存在资金筹措困难、竞争机制相对孱弱等问题外，还存在信息不对称、对党政部门实际运作切实把握不足等“盲点”。

　　无论体制内智库还是体制外智库，总体上局限于“知识支撑”层面较多。与“智慧提供”尚有距离。在严格意义上，一些智库甚至还只是专业性的行政机构，尚未真正达到智库的整体素质和水准。

　　智库建设要从“知”的层面推进到“智”的层面，就要立足较高层面“不畏浮云遮望眼”，对特定问题作出精深的界定、洞悉和把握，既“立地之实”，又“得天之道”，研发和提供高质量的资政产品。

　　我国是有着丰富资政传统和资源的国家，历朝历代“用师”“经略”“策业”层出不穷。智库建设应从传统智慧中汲取营养，并注重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为我所用。

　　应强化三方面的“创新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有的智库研究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问题，有的存在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问题，还有的流于搭台子、请名人、办论坛等形式主义的做法。”克服形式主义，改变资政能力不强的局面，尤应通过三方面的创新导向，来推进新型智库建设的功能和质量：一要突出内容创新。智库不能满足于做“锦上添花”和“政策诠释”工作，而应实现更多知识基础上的智慧供给，以更有效地助益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要“风物长宜放眼量”，把建设重点放在资政创新上，放在智慧供给能力的有效提供上。

　　二要重视功能创新。除了更多注重智慧资政外，功能创新首先要解决好智库的“功能错位”问题，摆脱目前功能重复、专业雷同、作用重叠这样一种局面。要按照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这一要求，注重特定功能的培养和开发。其次要解决好如何参照国际经验，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智库建设质量规范。

　　三要加大模式创新。首先在智库专业结构的营建上，要突破目前普遍存在的“工科思维”“技术理性”与“人文科学”的两元分离的惯性模式，实现两者有机融合。其次要在智库的体制构建上，打破机械的体制分割特别是“体制内外”结构分割模式，构建混合型、互补型、多元型智库体制新模式。

　　英国经济学家哈比森指出：资本和自然资源是被动的生产要素。智力资本是积累资本，在开发自然资源，建立社会、经济和政治并推动国家向前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新型智库作为新型智力资本，在推进科学决策中有着越来越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推进智库建设要多求证大智慧，运用大智慧，使科学决策立于不败之地。（作者为东华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