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的出现

　　1830年，由英国棉纺重镇曼彻斯特始发、通往港口城市利物浦的利曼铁路建成开通。铁路为复线，标准轨距1435毫米，配有铁道信号系统和运行时间表。火车全程由蒸汽动力牵引，左侧行驶，车尾还挂有邮包车厢。利曼铁路的诞生在交通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标志着现代铁路运输方式的形成。更重要的是，它预示着英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开始腾飞，人们的日常生活将发生巨变。铁路和火车作为工业革命的象征，将19世纪的英国一分为二：旧世界和新世界。

　　1860年，小说家萨克雷写道：“铁路开启了新纪元，而我们这个年岁的人既属于新时代也属于旧时代……旧世界不久前还在我们脚下，坚实得很。他们将铁路路堤抬高，在我们身后关上了旧世界的大门。”

　　旧世界的别名就是乡村英格兰。1800年，英国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伦敦一个。其他市镇零星、分散，面积狭小，从街市到城外步行通常只需一二十分钟。人们主要生活在广袤的农村。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和文化，一村有一村的口音和民俗，经济自给自足。直到铁路建设热潮启动连锁反应。1850年，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增长到9个。1891年，同等规模的城市数量升至23个。据统计，在19世纪这100年间，城镇人口增长占英国人口增长总数的80%。

　　铁路网改变了英国的经济格局，修改了人口分布，也重新绘制了英国的自然和人文风景。乡村，静谧如画，急速走向衰落。城市，喧闹拥挤，野蛮生长起来。乡村的主人翁是中世纪便已形成并固化的贵族和乡绅阶层，乡村社会一如既往守卫着世代继承的地产和森严的阶级等级，维护着谨慎、安分的精神传统。城市社会的主角则是新兴的工商业中产者和劳工阶层，他们在自由和混乱的新环境中体会着时代进步带来的幸福和痛苦，不断迎接新知识、新事物，不停适应新观念和新挑战。

　　铁路、乡村和城市，交通、社会和文化，史无前例地在交织中相互施加压力，彼此对抗，也彼此影响。对此，19世纪的英国文学家不可能视而不见。事实上，作为对时代风向最敏感的人，他们对火车这个风驰电掣的钢铁巨兽以及它的巨大能量反应最快。

　　浪漫主义

　　1844年，从肯达尔到温德米尔的铁路即将修建的消息传开，74岁高龄的桂冠诗人华兹华斯便坐不住了。肯温铁路是从当时在建的兰开斯特-卡利斯尔铁路（今天乘火车从伦敦至苏格兰第一大城市格拉斯哥的必经之路）接出的一条支线，终点温德米尔车站距离温德米尔湖仅1.5公里，而温德米尔湖正是湖畔诗人的出生地，是他心中神性自然的代表，是他“整个道德生命的灵魂”的保护者。华兹华斯认为，肯温铁路将破坏湖区的自然风光，给英格兰“心灵的保姆”带来灭顶之灾。为表达反对立场，诗人发起了一场文学抵抗运动。

　　华兹华斯的抵抗方法是向《晨邮报》频频投去信函和诗稿，利用自己的名望吸引大众关注和支持，进而动员贸易委员会和众议院干预铁路公司的决定。他的十四行诗《论计划中的肯温铁路》，劈头便是反问：“那么，难道说英格兰的土地上没有一个角落是安全的，/可以逃脱鲁莽的攻击？”诗歌结尾，诗人明确表明态度：“吹拂的风，请你说话，湍急的水流，/用你响亮坚定的声音，抗议这错谬。”

　　华兹华斯反对修建肯温铁路的理由，其一是没需要。湖区附近并没有制造厂、采石场或大型农产基地，铁路的巨大运输力用不上。其二是没必要。如果说，兴建铁路目的在于服务公众，让广大雇不起马车的平民也有机会到湖区一览美景——换句话说——旨在实现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所言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那么，在华兹华斯看来，普通劳工并没有欣赏湖区之美、体会避世归隐之趣的能力，因为对浪漫景物的敏锐感受力既非人类天生所有，也不是综合教育必然教得出来的。把太多游客带到湖区，只会毁掉他们打算欣赏的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至于谈到老百姓的假期娱乐，如果说某处景色能够愉悦不远万里而来聚集在一起的人群的话，那么，这样的景色在别处也一定找得到，而且花费还少。总而言之，第一，所谓以多数人幸福为念的功利主义思想不过是“贪财逐利打的幌子，投机买卖戴的面具”。第二，应该“让美不被染指，让隐逸之所永远隐逸”。

　　老诗人对肯温铁路的态度与他的浪漫主义诗学是观点一致的——自然是一种纯粹的、无尽的精神价值的源泉，理应得到最好的保护，一切可见的、具体的利益都应为它让路。可是，他的呼吁并没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得到大众的理解和响应，相反，还激怒了许多读者，以至于他随后不得不解释自己拒绝铁路靠近湖区并非出于自私自利。1847年，肯温铁路开通，湖区旋即成为炙手可热的旅游胜地，华兹华斯的抗议宣告失败。

　　后人解读华兹华斯，常把他看作具有前瞻意识的自然生态保卫者，是对工业文明的病理性后果——环境危机发出预警的先知。然而，也要看到，当时的社会背弃他们曾经的精神偶像也不全是出于短视。铁路作为一种高效低廉的公共交通工具横空出世，揭示了一个事实：自然风景不仅是诗意的，也是物质的。而风景的物质属性，促使人们质疑文学艺术营造的一种古老的审美等级序列：自然（乡村）优于人文（城市）。

　　将田园乡野纯洁化、神圣化，并非19世纪英国浪漫派诗人独创，而是起源于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牧歌》《农事诗》的西方美学传统。因此，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1800）中提倡在自然面前保持“明智的消极”以期纯净心灵、吸取智慧，读者深以为然。只是，在近半个世纪以后，一种力量打破这种“消极”，使风景和诗情背后的专属权暴露出来：自然美不美，取决于你有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占有这种美，欣赏这种美；乡村生活是否如诗人笔下的田园牧歌一般无忧无虑，取决于你属于乡村的哪个阶层。也就是说，理想的、作为人人共享的精神资源的自然风景并不存在。维多利亚小说家查尔斯·金斯利在《动乱问题》（1848）中无情地指出：那些美丽如画的村庄，那些传说中凝聚着丰饶、美好、勤劳、富足等特质的地方，事实上一直是孕育热病和疟疾、污秽和贫困的四季温床，是醉鬼和不满所淤积的地方。

　　反之，铁路所引向的城市，那些乌烟瘴气、拥挤嘈杂的厂区和贫民窟，还有那些为生存而奔走忙碌、躁动不安的人群——华兹华斯所称的“畸形的蚁丘”，虽然丑陋、脏乱，充斥着挣扎和罪恶，但是，在与金斯利同辈的小说家狄更斯眼里，自有其勃勃生机和万花筒般的魅力。

　　现实主义

　　1847年肯温铁路建成时，35岁的狄更斯正在创作长篇小说《董贝父子》。在这部作品中，铁路和火车是社会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第6章，斯塔格斯花园所在的街区墙垣倾圮，沟壑纵横、道路阻塞，如同遭遇大地震。第15章，此地焕然一新，原本朽败的凉亭、堆垃圾的荒地代之以整齐的仓库、宏伟的建筑和舒适的公共散步场所。是的，铁路建成了。火车驶来前与后，工业机器破坏力之恐怖与建设力之辉煌对照鲜明，斯塔格斯花园周边居民的羞惭和自豪形成有趣的转折。狄更斯捕捉到了一个时代印记：铁路是维多利亚社会新兴的一道奇观。

　　但铁路的意义决不仅仅如此。在《董贝父子》中，铁路也充当了扭转剧情的一个关键道具——小说的大反派、攫取董贝的财富并诱拐其妻出逃的詹姆斯·卡克尔丧生于火车车轮下，死得极为惨烈。这意味着，铁路来临，人们就不再是旁观者。作为乘客、作为路人，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命运都可能受到影响。

　　1865年，狄更斯从一场重大火车事故中捡回一条命。这桩惊险的经历，后来被用作中短篇小说集《马格比车站》（1866）的素材。《马格比车站》写铁路信号员、火车司机、铁路工程师、车站的饮食店，关注焦点是火车的第一代乘客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交通安全和旅行体验。而更深一层，小说还体现了铁路公共交通所带来的公共空间意识与社会意识，这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来说也是新东西。狄更斯晚年对友人说：“世界比我们原先以为的小多了。我们所有人被连接在一起。……原本四面八方的人常常汇聚在咫尺之间而不自知。铁路网制造了一种融汇感，一种这样的感觉：这是属于你的地方，属于你的社区。”人群的流动，陌生人之间不可预期的相会和交往——无数偶然性聚合，构成城市空间的新秩序。而这也正是狄更斯都市小说中无数悲欢离合的基础。

　　此外，铁路运输所依赖的火车时刻表标志着一种单一、规范、标准化时间观念的形成。火车区别于以往的一切交通工具的首要特征，不是速度，而是守时——它自己守时，也训练人们形成时间管理意识。对时间高度敏感，是现代人区别于前人的一大特性。19世纪末的神探搭档福尔摩斯和华生对伦敦各车站的火车时刻表烂熟于心，随时上车奔赴英国各地的犯罪现场，并且，两人熟练地以小时和分钟为单位推理受害人的死亡时间、还原嫌疑犯的作案程序，这一切是世纪初浪漫派诗人忘情于山水时所无法想象的。

　　铁路是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实现经济一体化、社会一体化的功臣。从华兹华斯、狄更斯、柯南·道尔那里，我们还可以看到，铁路是怎样为19世纪的英国社会塑造了现代观念和进步观念的。所以可以说，它不仅仅是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