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驱逐后的马克思先是到了巴黎，但情况并不乐观。当时霍乱疫情正在法国首都肆虐，马克思一家的财务状况也越发艰难。燕妮当掉了最后一块珠宝，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日常生活。马克思想要重操旧业，继续革命，但法国政府也不笨，他们表示，马克思想要继续留在法国，可以，但必须举家搬到莫尔比昂去。莫尔比昂是什么地方？那是一个非常偏远保守、卫生条件极差、流行热病的地方。正是在这样各方走投无路的境遇下，马克思和燕妮最终选择了伦敦，一个与家乡相隔千里的城市。那时的马克思，刚好32岁。

　　为什么是伦敦呢？1849年的伦敦，和巴黎不同，甚至也不像柏林，正快速变成1848年革命流亡分子的首都，一个对政治难民采取自由化和宽容政策的离岸天堂。因此，当时有很多惨遭欧洲大陆国家驱逐出境的激进人士都选择伦敦作为最后的避难所。但实际上，这座城市对这些大量涌入的难民并没有一丝同情和包容，这里的生活成本更高，整体环境也更加艰难。

　　在伦敦中部SOHO的贫民窟居住着大量移民、叛逆的文化人和穷人。马克思和燕妮就住在这里，境遇非常糟糕。被各国驱逐之后，马克思的财务状况已经陷入了绝境。为了偿还《新莱茵报》的债务，他已经花光了所有能用的资金。但燕妮在这一点上非常支持自己的丈夫，她曾经告诉友人：“为了挽救这份报纸的政治声誉以及科隆熟人的名声，卡尔独自承担了所有重担，放弃了他的机器（指报社新买的打印设备），放弃了所有收入，临走还借了300泰勒交付了新租赁办公室的房租，支付了编辑们的薪水，最终还是被强行赶了出来。”因此，在伦敦的马克思一家是真正穷困潦倒到了极点，四处举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