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马克思的家庭人员也在不断增加，他们的儿子吉多、女儿法兰西斯卡相继出生。燕妮曾在信中说，“这里与德国完全不同。我们6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旁边有个小书房，每周的房租比德国最大的房子的（月）租金还要高。”这可能就是大城市的生活代价吧，令人难以启齿的居住环境、高额的房租、整天催钱的房东、没有工作收入……在当时的伦敦，如果是具备实用技能的流亡者，比如医生和工程师，还能找到工作；如果能忍受低工资和繁重的体力活，也可以苟且谋生；但作家、律师或是其他人文背景的难民，几乎都找不到工作。

　　所有的这一切如果换作别人，可能真的承受不来。可马克思要承受的，还远远还不止这些   ——马克思的儿子吉多和女儿法兰西斯卡，都只活了一岁多一点就去世了，和当时揭不开锅的家庭状况有直接的关系，这对马克思的打击非常大。

　　贫穷、孤独、加上个人的悲剧，只会让流亡者的境遇更加悲惨，但真正强大的人不会因此就消沉下去，不会轻言放弃，只会越挫越勇，置之死地而后生。马克思，就是这样的人。

　　即便生活异常艰辛，他的身体条件在恶劣的环境下每况愈下，在这拥挤狭小的家里却把大房间留出来做了马克思的工作室。马克思在这里写作、开会、研讨、辩论，甚至演讲，经常有一些工人群众或是仰慕马克思的人到他家来，围坐在工作台附近，听他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