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津书院 因时而新
李爽 赵连稳
2020-05-22 10:00:30 来源：学习时报
在清代的天津书院中，问津书院是创办最早、办学时间最长、建筑规模最大的书院，以名师荟萃、开风气之先而闻名，人们将其和杭州的诂经精舍、广州的学海堂与广雅书院、保定的莲池书院等著名书院相提并论，奠定了其在清代特别是晚清教育界的重要地位，是天津教育史上颇具特色的书院。
问津书院位于天津城内鼓楼南，清朝乾隆十六年（1751），由时任长芦盐运使的卢见曾创办，是天津城历史最悠久的一所书院。卢见曾到天津上任后，便萌生兴建书院的想法。这时，长芦盐商查为义对卢见曾说，他家有一处废宅，位于长芦盐运使司衙门的西南角，愿意捐献出来用于建造书院。于是，卢见曾在报请直隶总督方观承批准后、召集众商出资捐建，建成后的书院有讲堂3间，直隶学政钱陈群为其题名为“学海”，前为大门，后为山长的书房，周围被学舍所环绕，共计房屋60多间，其规模在天津书院中屈指可数。书院建成后，卢见曾将其命名为“问津”，取“汛海问津”之意，鼓励生徒们在知识的海洋里，扬帆起航，探求知识。
讲授经世之学
问津书院自创建之日起，就讲授经世致用之学，并在光绪年间专门设立了学海堂，较早开设了经古课。清末，天津成为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和洋务运动的重镇，书院讲学又增加了时务和西学内容。
问津书院讲授经世致用之学，这和该院山长（书院院长）的思想密切相关。问津书院第二任山长姚范，长于考据，但又重视传统理学。他认为汉学、宋学两者都有可取之处，亦均有偏颇，应取其所长，因此问津书院讲学内容以经古课程为主，又兼有传统理学。
问津书院经古课程的内容主要为经义和史论，前者是对儒家经典的释义，后者是评述史事和人物，另外还有诗古文词。莲池书院山长黄彭年的儿子黄国瑾担任问津书院山长时，借鉴莲池书院的做法，仿照广州学海堂的章程，制定规条，完善问津书院经古课。在他前后的山长如张佩纶、李慈铭，均倡导“以经义、史论及诗古文词课士”。
有个故事颇能说明问津书院的讲学内容。清制，翰林院庶吉士学习期满后，经考试优等者，授以翰林院正式职官，名为留馆。光绪十年（1884），被后人誉为“南开之父”的严修，为了留馆考试，向张佩纶请教如何备考。张佩纶告诉他，考据之学虽通经，但不足以致用，经学因以小学入手，故小学不可不讲。读史则以“前四史”为要，若能读过《资治通鉴》、四史、《明史》，则为“斐然博雅之人”。这则故事反映了张佩纶的教育思想，实际上也是问津书院的讲学内容。
汇聚名儒讲学
清代众多著名学者如吴联珠、姚范、金文淳、廉兆纶、李嘉端、张佩纶、黄国瑾、李慈铭、汪宝树、叶昌炽等文化名家，均曾主讲于问津书院，他们的为人为学薪火相传，留下了很多佳话。
李嘉端，号铁梅，道光九年（1829）二甲第三名，学问大、人品好，人呼“铁大人”。自同治九年（1870）被学生李鸿章聘请为山长后，至光绪六年（1880）去世，主持问津书院十年。他讲课极为认真，有人劝他不必太过用心，他说，“讲席之位，风气所关，若草草了事，必致贻误众生”，临终前夕，“犹对客谈文，客去后书日记数行，遂无疾而逝”。
张佩纶，字幼樵，同治十年（1871）进士，清正廉明，为人正直。光绪七年（1881），担任问津书院山长，严修成为他的门生，在问津书院课业，翌年，严修中举，第三年成进士。严修后来对人说，我能有今天的长进，没有老师的“督责之力不及此”。光绪八年（1882）冬，张佩纶给李鸿章写信，推荐自己的密友、翰林院编修黄国瑾接任山长一职。自光绪九年（1883）开始，张佩纶便不再就任了，但他在寓居天津的多年间，仍然和问津书院生徒常有来往。
李慈铭，字爱伯，光绪六年（1880）进士，学识渊博，为帝师翁同龢器重，是和王闿运、俞樾等硕儒齐名的书院山长。他兢兢业业，对学生的课业尽职尽责，在他撰写的《越缦堂日记》有这样的记载，“阅经古卷闭……为卷卷细评，稍可取者改润之，余亦多加勾乙”，“竟日评改问津诸生课卷，近年心力疲于此矣”。李慈铭批改生徒课卷十分用心，因此赢得了众多生徒的爱戴。
转变士人风气
天津的近代化进程中，离不开世风的进化，世风的进化离不开士人风气的转变，而书院教育就对士人风气的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史载：“光绪以来，文风日盛，得书院观摩之力居多。”在问津书院开设经古课之前，天津书院“晨夕讲求者，功令文字而已”，经古课设立后，一些书院也随后跟进，如稽古书院，其课程仿问津，专课经古。而李鸿章为客籍子弟而设的集贤书院，也讲授经古课程，使天津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八股文，倡导经世之风。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晚清天津成长为北方近代化程度较高城市的过程中，包括问津书院在内的书院确实功不可没。
到了清末，问津书院又吸收西学知识、将西学纳入考课内容，于是培养出许多“渊懿博雅之材”，如严修、陈骧、陶喆甡、杨凤藻、林墨青、王春瀛、高凌雯、陈宝泉等众多教育人才，正如天津知府马绳武所说，天津“数十年来，科第之胜，甲于他邦，大抵得力于书院居多”。问津书院培养的很多人才成为了清末民初时期天津学界的重要人物，对新学在天津地区的传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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