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中的明朝对外贸易

　　 （一）明前期朝贡贸易为主的对外贸易

　　“朝贡”一词，包含外交和贸易两种含义。明前期朝贡贸易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朝贡给赐贸易、朝贡贸易中的附带物品交易、遣使出洋直接贸易和民间互市贸易。

　　明代中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明前期对外贸易以官方朝贡贸易为主，包含着一定的民间私人互市贸易。明末高宇泰《敬止录·贡市考》引述《皇明永乐志》中的外国物品清单，明显可见宁波对外贸易远盛于宋元之时。对外贸易主要特征是“走出去”，郑和下西洋促使对外贸易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二）以白银为本币，主导亚太贸易圈的明后期对外贸易

　　明后期的外贸，需要从白银的货币化过程谈起。明初禁用金银交易，但在市场与国家的博弈过程中出现了白银自下而上地从市场崛起的货币化现象，并大致在明中叶得到官方认可。由于自产白银数量有限，严重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拓展，客观上逼迫中国商人通过贸易从海外获取白银，再投入国内市场。首先，16世纪40年代，日本银矿出产的急剧增长，正是在中国巨大需求的刺激下促发的。葡萄牙人在同一时间段加入丝银贸易的行列。其次，16世纪70年代，西班牙人占据了菲律宾马尼拉，立刻了解到中国商人在贸易中只要白银，于是开辟了中国港口—马尼拉（菲律宾）—阿卡普尔科（墨西哥）—利马（秘鲁）航路，即“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跨越三大洲的所谓“大三角贸易”，主要进行白银和中国商品的贸易。

　　大规模的白银输入，是明后期对外贸易的主要特征。明朝有识之士已看到开海是大势所趋，只能因势利导。因此，明朝的举措有两点：一是隆庆元年（1567）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海，“准贩东、西二洋”，明代国际贸易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贸易模式从官方朝贡贸易为主向民间私人海上贸易为主转变，促进民间海商集团的崛起与海外贸易的繁盛发展。开海完成了关税从实物到货币的转变，也使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管理向近代海关及其关税过渡。二是在广东澳门的开埠，标志着明朝引进外商经营海上贸易的合法化，促成了广州外港的兴起。葡萄牙人在澳门经营中转贸易，在中国商民的积极参与下以澳门为中心，开辟了多条海上国际贸易航线，推动海上丝、瓷—白银之路极大发展，建立起了全球国际贸易网络，成为经济全球化开端的历史见证。

　　总之，16至17世纪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美洲白银产量的一半流入了中国，是中国用商品交换而来，充分展示了明代中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以白银货币化为契机，凭借自身变革的驱动力主动走向并参与塑造了一个“新型”整体的世界，而不是被动纳入一个西方的世界贸易体系。

　　明朝朝野上下对西方文明持总体开放态度

　　对嘉靖以后进入中国的西方文明，明廷朝野上下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早期耶稣会士采取适应方式（利玛窦规矩），天主教文化及西方科技知识被大批中国士大夫认可与接受，“一时好异者咸尚之”，公卿以下“咸与晋接”，中西文明呈现总体平和的交流方式。而西方传教士秉承罗马教廷的意旨，强调遵从天主教教规教义，也曾一度引发激烈的冲突，最典型的就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南京教案”。虽然万历皇帝最后做出了驱逐传教士的决定，但主要是驱逐出南京，并没有将其全部逐出中国，中西文化交流没有被人为完全掐断。

　　从总体上看，明朝对外政策表面上延续了传统封贡体制，但其内涵已经有了明显变化。明朝对外政策不是内向的，郑和下西洋在印度洋上贯通了陆海丝绸之路，拉开了经济全球化诞生于海上的帷幕。经历经济全球化开端时代西方的干扰，明朝一度闭关，在平定海上侵扰后，重新转向开放。由于内部自身的变革趋向——白银货币化的推动，中国人开始主动走向海外，隆庆开海政策大大释放了这一需求。晚明中国与世界经济全球化开端相联系，明人由此参与了塑造“新型”世界贸易体系的进程，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强大的国力使得殖民者尚无力对中国展开有效的殖民活动。

　　 （作者：万明，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六世纪明代财政研究——以《万历会计录》的整理为中心”负责人、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