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杭州的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主流学术界广泛认可。在良渚申遗成功将满一周年之际，让我们回顾历史，看看中国几代考古人是如何一步步“发现”良渚的；展望未来，又还有多少关于良渚文化的未解之谜有待继续探索与发现。

　　吴越史地研究会

　　在考古学家梁思永的《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中，我们看见了两处良渚的身影：其一是文章开卷之近末尾处，“1936年秋……西湖博物馆在浙江杭州良渚附近，试掘了6处龙山文化遗址。它们的文化‘相’与在河南山东的有显著的分别，是很容易分辨的。”其二是在梁思永关于龙山文化区域划分中，在山东沿海区、豫北区外，专辟一区：杭州湾区，“这个区域包括杭县附近的遗址。这个地区内的陶器的特征，有着高度不同的圈足的豆和皿，圈足杯，具有或没有圈足的短颈罐和实足的特式的鼎。大量的圈底、圈足和平行横线的凸纹，是这个地区所以异于其他两区的特征。圈底显示出一个重要的技术上的差异。”杭县即余杭，良渚所在地也。

　　我们已经看到了良渚的出现，或者说出现之初其陶器的特色，梁思永也明确了良渚出土文物，异于其他两区的事实，但仍归属于龙山文化一脉。

　　梁思永是怎样知道良渚的？当时吴越江南及杭州湾区发生了什么？

　　赵晔在《湮灭的古国故都：良渚遗址概论》中认为，受千百年来圣帝明王体系的影响，当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轰动世界的几项考古活动，首先是周口店，还有河南仰韶、安阳殷墟、山东城子崖龙山文化、河南后冈等，均集中于黄河流域，江南仍被视为蛮夷化外之地。吴越后人为此而烦恼，而被刺激，而被触动，而不信有吴越春秋岂无远古文明。“拿证据来！”这一句话改变了人们的大胆猜想，而成为潜心研究，然后再去动手动脚找东西。

　　一个在中国考古史及良渚发现史上被偶尔提及的名字出现了：卫聚贤。赵晔的作品中给了卫聚贤一个公正的评价：“这种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有了变化，由卫聚贤等文化界名流发起组织的吴越史地研究会，在追溯吴、越文化源头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批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吴越民族先期文化的遗物。吴越史地研究会创办的《吴越文化论丛》，在传布吴越文化及其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卫聚贤是何方神圣？卫聚贤，号卫大法师，出身贫寒，好读书。他在太原商业专科学校未毕业即往北平。他是清华国学院中唯一一个没有大学文凭，就连中专都没有毕业的学生。1926年，卫聚贤以《春秋战国时代之经济》的论文参考，并被录取。毕业后，卫聚贤先在南京蔡元培担任院长的国民大学作科员。北伐战争结束，曾于1928年8月，被派带领一个小组途经上海，前往北平接收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部。嗣后大学院改为教育部，卫任该部编审，兼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之职。其间，偶然发现了出自杭州的3件石镞。

　　卫聚贤与杭县古荡考古

　　1936年3月，南京，正潜心于吴越研究的卫聚贤，偶见立法委员何遂，其当即出示3件石簇，“请卫大法师掌眼”。卫聚贤一看：“老的！”便问“何处购得？”“杭州。”古董商的话一般不可信，他们为了自己的生意，会保守来源地的秘密，甚至指北为南。但卫聚贤因为熟悉史地而又首创研究吴越文化之故，忽然有启发：倘若吴越之地有故事，吴越先民亦肯定有故事，吴越之地在远古倘是不毛之地，焉有吴越春秋？稍后，卫聚贤赴杭，遍访古董市场，卫大法师不仅见识了杭城古董之繁，而且购得一枚石镞一件石铲，可谓大喜过望。当然是老的，因其制作加工故，年代当为新石器时代。可是当问到器物来源地时，古董商便开始信口开河，有说内蒙古的，有说金沙江的，有说四川的，可谓众说纷纭。倘要取信古董商只有一法，即说明自己不是古董商，卫氏以此法得一古董商指点，杭州西五公里杭县古荡是也。卫聚贤邀约周泳先赶往古荡，当地正在修建公墓，有挖出来的各种石器，人皆视为无用之物。卫、周二位却如获至宝，经拣选后广收残整石器铲、戈、镞等30余件（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卫聚贤对古荡遗址的发现，取了极为认真的态度，他在公墓现场所获是古物，但缺乏地层依据，决定联手西湖博物馆在古荡试掘。试掘人员中有时任西湖博物馆助理的施昕更。试掘一天的收获是，石器16件，印纹陶片3块。时在1936年5月底。

　　试掘收获在外行看来少得可怜，在内行看来其前瞻性意义却非同凡响：其一，何遂及卫聚贤从杭州购得之古石器，得到了出土地确认；其二，古荡试掘对良渚地区的考古工作，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施昕更对良渚地区的考古调查与试掘，正是由古荡试掘所激发。古荡的发掘催生了良渚遗址的发现，良渚的发现，又与何天行及施昕更两人关系密切，他们对良渚文化的发展都作了开拓性的贡献。不久，蔡元培题签的《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掘报告》问世。

　　何天行与施昕更

　　1935年，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求读的何天行，在考古课老师卫聚贤的影响下，沉醉于考古学，也是在杭州古玩市场得到线索，是年暑假对杭县良渚、长命桥一带实地考察，征集并采掘到若干石器和陶器。那一个闻名考古界，其边沿有十一个刻画符号的黑陶盘，就是何天行在良渚采获的。1936年大学毕业，受卫聚贤等古荡发掘的影响，又到杭县良渚、平窑一带踏访，并从农人家中收集石器、黑陶100多件。当时城子崖发掘及优美的黑陶早已风传报章，有图片，何天行对照后认为，良渚同样是新石器时代重要的文化遗址。何天行的发现，良渚的石器与黑陶，惊动了蔡元培与甲骨文学者、考古专家董作宾，获得肯定和赞许。何天行遂即整理完成《杭县良渚之石器与黑陶》，蔡元培题签，由吴越史地研究会出版发行。

　　施昕更于良渚是又一个重要人物，良渚，是他的故乡，少小时便见到当地有玉器、黑陶和石器出土，有古董商在村子里收购，玉器为贵重者，黑陶和石器则弃之不顾，有的为农人喂鸡养鸭置放食料所用。施昕更参加古荡试掘后的观感是，古荡出土之物与良渚所见几乎一样。良渚，家乡故里啊，忽然在施昕更脑海里，生出了一种莫名的神圣且神秘的感觉，谁知道它的地底下埋藏着怎样的宝物，怎样的历史。古荡试掘后次日，即1936年6月1日，施昕更回到良渚收集石器，获得了戈、铲、凿、镰等器物。7月、11月，两次赴良渚踏查寻访，在棋盘坟附近一个干涸的水塘底，发现了几片黑色有光的陶片，交给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馆长看后以为是很古的东西，鼓励他要好好研究，说不定是个重大的考古发现。

　　其时，城子崖考古报告已问世两年，施昕更在省图书馆查看资料时发现，如获至宝，始知良渚发现的陶片应称作“黑陶”，与山东龙山出土物有相似处。于是拟作考古发掘，根据当时的《古物保存法》，由西湖博物馆出面报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核准，决定对良渚一带进行正式考古发掘，时间在1936年12月到1937年3月，分三次进行。一、二次的发掘地在棋盘坟，发现了红烧土、残石器、残豆把和黑陶片百余件。曾经判断这里是古窑址，从出土物种类分析非仅窑址也，还是一处古文化遗址，所以第三次发掘扩大范围至安溪、长命和大陆等乡镇。其收获可称空前：发现良渚文化遗址或遗存12处，出土文物计陶器有：鼎、壸、簋、盘、豆、罐等；石器有：斧、钺、有段石锛、破土器、犁、镞等；璧、环等少量玉器也开始从地下露面。发掘结束后的同年4月，西湖博物馆特地邀请当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考古学家梁思永、董作宾访杭，并到良渚实地踏访，对施昕更的工作表示满意，对良渚文化有美好的展望。然后是以《城子崖》为样本，施昕更写考古发掘报告，名为《良渚》。作者另有对良渚的释名，高雅而具远见卓识：“渚者，水中小洲也；良者，善也。”杭县境内的古遗址分为三区，良渚列二区。报告副题为“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

　　《良渚》一书在“绪言”中说：“如欲明了中国史前文化的渊源，及其传播发展的情形，在固定不变的小范围中兜圈子，是不会有新的意义的。我们更需要广泛的在未开辟的学术园地，作扩大的田野考古工作，由不同区域的遗址，不同文化的遗物，及其相互的连锁关系，来建立正确的史观。这是考古学上最大的目的。”施昕更所言，俨然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考古学家所论，其实当时他只有25岁。作者又称：“浙江在春秋以前，就有一种若明若昩的感觉，真是文献不足征也的遗憾。”关于良渚黑陶，施昕更不能超脱当时学界的一般认识，即良渚黑陶文化是龙山文化的一个地域类型，但作者在《良渚》中的记述却是假设性的：“浙江的黑陶或许是较晚于山东，而亦不妨假定古代沿海平原，区域文化沟通发展及民族繁衍之痕迹，浙江黑陶文化可说是在这种情形下面由传布关系而产生。而形制上大致相同，属同一系统产物外，究还有若干的异质成分，当为吴越民族所遗留，吴越民族自古为中国文化史上重要之一员，盖可断言。”施昕更此番论述，其用词之缜密，如“或许”“假定”“异质”等留下了诸多伏笔。而关于吴越民族之论，已在追溯良渚人、良渚文化的来龙去脉了，殊为难得。在《良渚》一书中，作者把玉器列入“其他类”，有精彩的描述：“杭县所出玉器，名为安溪土，驾乎嘉兴、双桥土之上，杭县的玉器，都是墓葬物。据掘玉者称，以斩砂土及朱红土为标识，也是墓葬存在的一证。在出土时所见的葬仪，是很值得注意的，所谓有梅花窖、板窖之称，排列整齐而有规则，每得一窖，必先见石铲，下必有玉，百不一爽。每一窖之玉器，形式齐全，多者竟达百余件，而所置部位，亦俨然如周礼正义圭在左，璋在首，虎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盖取象方明神之也的情形相符节。又常因窖之所在地不同，而玉有优劣之别，一方面固因环境不同，一方面更为当时殉葬的阶级制度不同所致。”对玉器的介绍，施昕更有“曾汇集各处所见杭县出土之玉器”语，举凡琮、璧、环等，无不具备。并称“玉之色泽亦缤纷灿烂，古色盎然，以青绿色俗名鸭屎青者为主”。施昕更笔下，良渚玉尽善矣！尽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