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玉器

　　良渚玉器的精美，举世无匹，但对此一宝物的认识，可谓筚路蓝缕。从金石学到田野调查现代考古发掘传入中国，“经过60年考古实践，20年古玉实物考察，才逐渐揭开奥秘，认识其真面目的”（汪遵国：《文明的曙光：论良渚文化玉器》）。中国人爱玉、重玉、制玉，亘古皆然，其时间远在文字发明之前。中国古代玉器，以其温润细腻及雕琢之美的特有形式，记录了中国不同时期的历史风貌，包括社会心理、风俗、审美乃至神话传说之源流。玉文化，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特色独具的一个组成部分。良渚玉器出土的历史，近追清代初年皇宫就有收藏，其时良渚玉第一收藏家，乾隆皇帝是也；藏品中有玉琮，带沁色，古而艳，乾隆为之取名曰“辋头”，又为之断代曰“周汉古玉”。长时间以来良渚玉器被定义为周汉古玉，始作俑者乾隆也。远追南宋官窑烧制的最具特色的瓷器——琮式瓷瓶，有专家认为良渚玉，尤其是造型独特举世无二的玉琮，早在宋代以前就有出土。清末金石学家吴大澂著《古玉图考》，录有玉琮，这是历史上玉琮的第一次以考证方式，被载入图册，同时还有精美的绘图、尺寸、颜色、比例等内容。人们始知这种内圆外方的玉器，正是古代典籍名之为琮，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后来的考古发掘证实：其源头在良渚，良渚人所造之良渚玉琮是也。

　　上世纪70年代后期至1986年，浙江考古界经历了一段郁闷乃至痛苦的时光。自70年代后期始，良渚文化的发掘屡有收获，先是江苏吴县草鞋山、张陵山遗址发现良渚文化大墓，上海亦于发掘青浦福泉山良渚遗址时，有大墓出现。所谓大墓乃规格更高之谓，墓穴中规格的判定是陪葬品的多寡。而良渚墓葬之最有价值的陪葬品，非玉器莫属了。

　　浙江是良渚文化的发现地，大墓的发掘却一直是空白。浙江的考古人都在心里呼唤：琮啊，璧啊，良渚大墓啊，你在哪里？1982年上海福泉山遗址的发掘，给出了另外一种启示：良渚文化大墓与高大土墩的关系，这些土墩又往往被称为“山”，而良渚所多的是这样的“山”，反山、瑶山、汇观山、莫角山是也。实者非山而是层垒之土也，是叠筑的墓葬，考古人称之为“土筑金字塔”，喻其宝贵也。浙江良渚文化考古发掘的一个里程碑是在反山，高大土墩也，时在1986年5月8日。考古人注目反山，还与“文革”时挖防空洞有关，相传曾出土过玉器。反山的西端有路，从路边暴露的断面观察，却没有遗物。那是东西长约90米，南北宽约30米，高约4米的土筑高台墩。发掘开始后，先是掘出并清理了11座汉代墓葬。再挖到1米半深时，已不见任何晚于良渚文化的遗物，“此墩应是良渚人的堆筑，看来已不成问题”。但这毕竟还只是判断，有经验的成分，还要看运气如何。兹事体大，须小心应对。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在《神巫的世界》中的记述如后：“于是领队王明达指挥大家，一遍遍地在这平面上进行刮铲，在编号为T3的探方中部，首先找到了一个南北长约3.1米，东西宽约1.65米的像墓葬形状的遗迹……当挖下去五六十厘米后，未见任何遗物，这已经超出了以往认识的良渚墓葬的深度。”这时候的发掘者往往会着急、犹豫甚至怀疑，曾经认识的良渚墓葬，小墓也，所获得的经验自然有局限。但继续挖，挖下去是什么？谁也不知道。这时候需要一个人，一个决断，一种智慧和担当。刘斌继续写道：“此时王明达仍然很坚定，坚持继续向下挖。在清理到1米左右深时，第一件良渚玉器终于露头了，当确认是一件玉琮时，王明达激动地跳了起来……”此即反山12号墓，出土了个体最大的“玉琮和玉钺”。玉琮的重量达6.5千克，整体宽扇厚重，射部如同玉璧的形态，除四角分层雕琢神徽外，在四面的竖槽中，均刻有两个完整的竖槽图案，这种雕刻的方式也属于仅见，因此被称为“琮王”，玉钺为“钺王”。

　　反山的发掘从5月到10月，笔者有幸在10多年后目睹现场，直至2019年旧地重游，虽已成为旅游景点，但墓地依旧，玉器为仿制品，其摆放位置按考古记录一如当年。当年何年？5000年前，5000年前的江南水乡，5000年前的吴越先人，5000年前的手工创制，5000年前的神圣精致，5000年前没有铁器，5000年前的良渚人如何寻玉、开料、琢磨刻画出比头发丝还细微的线条？反山12号墓是神人精灵魂魄气息所在地，刘斌说：“我有幸承担了这座墓下面的清理工作。”他手中的竹签插进土里，他是在寻找玉器，他仅仅是在寻找玉器吗？他在寻觅一处源头，那是我们古老辉煌的文明发源地，触摸5000年的历史和文化，此时此刻，能不生出何其幸运的感叹！

　　神徽真面目：寻找两只手

　　良渚的发现，似乎永无穷尽。琮王和钺王陪葬的墓主是谁？他无疑拥有特殊的身份，但怎样才能确定他的身份呢？考古人曾经见过的玉琮上的图案，原来被视作兽面纹饰，其实不然。刘斌说：“刻在玉琮等器物上的神徽图案，在反山挖掘之前，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类似于饕餮的兽面纹……其实是一个半人半兽的神灵的形象，他头戴羽冠，双手扶住两只大大的兽眼，扁宽的嘴巴里，有长长的獠牙伸出，下肢是两个弯曲的兽爪。”一派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气概。

　　但发掘者对此神徽的认知，却不是一步到位的。盖因羽冠兽面神人手臂等处的浮雕，细微到似现似隐，如烟如雾，加上在野外，光线明暗不定而模糊，几被忽略，看不清它的真实面目，只当是云雷纹饰密布的底纹而已。当反山的出土玉器被小心翼翼地送进库房，经过整理后，领队牟永杭复端详这个兽面神人像，他想弄明白朦朦胧胧中的所有细节，然后判断此物何物，它和玉琮的关系是什么，于是便有了刘斌《神巫的世界》中的有趣记录：“牟永杭先生爱好摄影，试着用各种光线拍摄玉器上的纹饰，有一天摄影师张超美在观察刚刚冲出的照片时，兴奋地发现了刻在浮雕图案周边的纹饰，她惊奇地叫了起来，说：‘你们快来看呐，兽面的两边原来是两只手！’我们赶紧放下手中的活，跑到门口来看照片，我们很快都看清了，那确实是两只手，大拇指向上翘起，是那样的清晰，仿佛正扶住那像面具一样的两只大眼睛。”读完图片以后再看玉琮，便是豁然开朗了：“在侧光下，我们终于看清了刻在琮王竖槽中的神徽的真面。”它是良渚人心目中神的形象，它是良渚人唯一的神。它也明示了墓中人的身份——王，或者巫，而巫、王一也。

　　无尽的探索与发现

　　玉琮是良渚文化发现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但既非开始，也非终结。反山发掘之后是瑶山、汇观山，以及山顶多重土色的祭坛。然后是良渚古城，及其中心地带莫角山遗址。2007年12月3日，《光明日报》以《良渚古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为题，向世界公布：“2007年11月29日，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在杭州宣布，良渚文化核心区域发现一座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的古城遗址——良渚古城。”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认为：“良渚古城发现的意义不亚于殷墟的发现……良渚古城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古城遗址，堪称‘中华第一城’。”

　　我们现在所说的良渚古城，由古城的核心区及城外祭祀地及良渚水利系统组成。其中有绵延5000米的塘山土垣，至2014年共发现水坝10处，与土垣组成了古城外围的治水体系，“通过碳14测年，则可以相对了解到水坝营建的绝对年代。目前，水坝的测年数据都落在距今5100年至4700年，属良渚文化早中期，与莫角山高台的始建年代，反山王陵的年代基本一致”（朱雪菲：《神王之国》）。水利专家告诉我，这匪夷所思的水利设施，在古城北部和西北部，形成约13平方千米的水面，蓄水量约275万立方米。测年数据还显示，良渚水利体系并不是短时间内完成的，它是在数以百年计的时间内，在湖沼湿地环境中，不断完善、建造而成。治水即治国，良渚古国乃首创首善者也。笔者多写几句水利，呼之欲出的便是良渚农耕了。没有坚实的农耕为基础，何来制玉，何来神徽，何来琮王？农耕之初，先是野生稻，后来培育稻，水稻也，与水密切相关。《天工开物》云“凡稻旬日失水则死期至”。良渚多水，且有水利系统工程。

　　在良渚，石犁、石锛、石镰、石刀、千篰、竹罱等农具的先后出土，给出的信息是良渚当时已非刀耕火种，而已进入比较成熟的、生产力大为提高的犁耕农业。在良渚遗址中“发现的那件带木座的石犁，连托带底有1米多长，再算上前面拉犁的人，后面掌辕的人，那么这件石犁使用时所占用的前后间距有3至4米，因此推测良渚文化时期，每个田块的面积已相当可观”（朱金坤：《饭稻衣麻》）。千篰与竹罱，均为取河泥以作肥料的农具，上世纪50年代笔者儿时，崇明农人还使用千篰挖河泥，先木质，后铁质，其称谓未曾变过，千篰是也。竹罱，是用两根长竹竿底部连着可开启的夹子，坐小船于河中间，深入河底夹取淤泥再放进船舱而积肥，江南水乡多此景象，南宋毛珝以此入诗曰：“竹罱两两夹河泥，近郭沟渠此最肥。载得满船可插种，胜似贾贩岭南归。”良渚人，食稻之民也。

　　至此，良渚的发现已渐趋丰满，却远未完成。良渚人的祖先是谁？良渚玉琮是怎样远走至南越王墓、三星堆、金沙遗址、殷商妇好墓的？当良渚时代，中国与世界特色各具的满天星斗的文明之星火，是怎样互相碰撞的？5000年前的世界，是随大江大河而涌现的人类早期文明相映生辉的时代，良渚其一也。它尚玉，它以玉琮为代表的礼器是礼制的开始，它的神徽是良渚人信仰的明证，它的刻画符号及文字，是当时之世文明信息的传递，它代表中国，它怎能不代表中国？且看良渚古城就有8个故宫之广大……

　　还有卞家山码头及一件木桨，一只出土的完整的独木舟，良渚人，你是要去远航吗？

　　 （作者：徐刚，系诗人、作家，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