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菖蒲在中国古代的文人化

　　端午起源于中国先秦时代。在中国古代节历中，五月是“毒月”，五月五即“毒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五月五日积蓄药材去除毒邪的习俗。人们还用煮兰草的沸水沐浴驱邪，因此当时端午也称“沐兰节”。战国时期，五月五也是屈原投江之日，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屈原，逐渐发展出在端午这一天食粽子、赛龙舟的端午习俗。

　　菖蒲被用于驱邪散毒的传统，可以追溯到秦代文献《吕氏春秋》的叙述：“冬至后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菖蒲，水草也。冬至后五十七日而挺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于是始耕。”古人认为菖蒲的生长集中体现了一年中由荫蔽到阳发的起承转合，菖蒲叶片形态有脊似剑，被视为斩旧迎新、祛邪辟晦的象征。同时，《楚辞》以香草喻人的文学传统中，菖蒲也被赋予了高洁的人格喻义。

　　菖蒲与端午的结合在唐宋时期的民俗中固定成型，菖蒲常与艾草并提共用。唐时有五月五饮菖蒲酒、悬挂艾草的传统。宋代市民生活和文化的极大丰富，不仅宫廷在端午这一日用彩色蒲线装点节庆，民间还有在门前悬挂菖蒲艾草，并在上面系上糖果粽子的民俗。值得注意的是，菖蒲除了具有药效和咒力，此时作为端午节装饰还被赋予了审美功用。

　　宋代文人观养石菖蒲的风气之盛，与菖蒲的秉性、外观及其象征的理想人格密不可分。传说菖蒲开花罕见，连苏轼、苏辙两大文豪见了菖蒲开花，都要几番作诗相和。

　　元代以降，众所周知，由于异族统治，文学艺术被斥为末流，文人地位急剧下降，文化生活受到很大冲击，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甚至都难以保障，于是宋代的“石菖蒲热”从元代开始逐渐冷却。但是，由于宋代瓷器的兴盛，带动了插花艺术在宫廷和民间的繁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菖蒲的审美和观赏价值。

　　这一传统在明代插花中延续下来，菖蒲在瓶花中的使用，一是应景，二为言志。明代中期，文化艺术得到较好的恢复和发展，插花追求简洁清新，色调淡雅，疏枝散点，朴实生动，不似元代宫廷插花豪华富丽。菖蒲在明代端午花供中配以瓶器，被更为纯熟地加以运用。

　　清代以降，宫廷依然有端午插花的习俗，如郎世宁的画作就表现了宫廷端午插花对菖蒲的运用。瓶中繁花似锦之感呼之欲出，与案上水果粽子上下呼应，一派浓浓的节气氛围。瓷瓶中盛开的蜀葵充当主体，旁伸斜出的石榴花高枝俏丽，艾草布景衬托，只有几叶菖蒲遥相点缀，相比前朝的端午花供更为入世。然而，清代盆景和园艺的再度兴盛却压抑了插花艺术的发展，菖蒲重返朴素的盆栽世界，回归文人案头清供。

　　由此看来，在中国古代菖蒲离端午习俗毕竟越来越远。究其根本，来自山野溪涧的菖蒲本就不染纤尘、不喜近人的习性，使它无法真正融入实用主义的大众文化。同时，菖蒲高洁的形态被历代文人赋予了太多审美和表意的寄托，代表了古代知识分子趣之所向和节之坚守，反而导致它沦为消逝于大众视野的宿命。

　　如今，菖蒲在中国民俗文化中被不断赋予新时代的气息，希望其能在倡导文化复兴与寻根的今天，真正融入现代生活，并引领我们回归传统文化的精神故乡。

　　2.菖蒲文化在日本

　　中国的端午民俗与菖蒲文化传入日本后，被日本人赋予了独特的意义。

　　日本初夏时节的花材莫过于端午草菖蒲，夏至花菖蒲。然而，日本人所说的“草菖蒲”和“花菖蒲”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植物。草菖蒲为天南星科，花菖蒲则为俗称的“玉蝉花”，属于鸢尾科，也有燕子花（又称杜若）这一品种，是日本很有代表性的本土花卉。

　　端午节和端午民俗从隋唐时代即东传日本。在日语语义中，“端”为发端起始，“午”则与“五”谐音，因此，端午也被称为“重五”，与“重三”“重七”和“重九”相对应。其中的重三即三月三，为女儿节，五月五后来也因与“菖蒲”谐音的“尚武”而被称作男儿节，七月七既是七夕，九月九则还是传统的重阳节。在古代日本，樱花的飘零散落标志着古都城京都将迎来梅雨季节，溽湿的天气很容易带来疫病，因此随中国的端午风俗传到日本的菖蒲，在京都五月的梅雨季节里便被用来驱邪安神。

　　菖蒲在古代日本的功用当然远不止这些，《续日本纪》（797年）便记载了日本宫廷用头冠的佩饰来体现身份的高下，但在五月端午节供之时，古来便是人人佩饰菖蒲缦。在圣武天皇天平十九年（公元747年）五月五日之条目里曾有这样的记载：“天皇驾临南苑，观看骑射走马。是日，太上天皇（元正）诏曰：‘昔者五月之节，常以菖蒲为缦，近年此事已停。从今而后，非以菖蒲为缦者，不得入宫。’”不过日本民俗学者樱井满却认为，虽然皇家有中断佩戴菖蒲头饰的时期，但是在民间，这个传统却一直在持续。这些与菖蒲相关的习俗，从日本平安王朝的古典文学中便可略见一斑。

　　比如《万叶集》中和歌《同石田王卒时，山前王哀伤作歌》所示：“子规来啼，时届五月。菖蒲花橘，珠串交结。环成头饰，增彩额角。”另有《反歌》颂曰：“厌恶杜鹃时无；菖蒲编作发饰日，愿从此，鸣飞去。”由此可见，“子规”和“菖蒲”当时已作为五月的季语，融入了和歌文学传统，因而提到子规和菖蒲，便知其实为抒发五月伤春之情。《大伴家持杜鹃歌》中亦有类似表述：“等得杜鹃，来却不啼；莫非菖蒲缝药袋，尚远，无时日。”人们沿袭从中国传来的习俗，用菖蒲和艾蒿等植物缝成香囊和药袋相互赠送，用以表达心意。以上这些诗歌的季语，正是对故人悠长的等待，难以参透的情思和五月薄雨般的哀愁，显现出物哀的美学指向。

　　清少纳言与紫式部并称平安王朝双玉璧，其美文集《枕草子·节日》中的那句“节日是没有能及五月节的了”，可算是对五月端午节日之盛大最为精辟的概括了。服务于中宫定子的这位女官不仅提到五月宫中与民家在屋檐插菖蒲的习俗，还提到王公贵族在这一天的书信往来中要夹入菖蒲，用与菖蒲花同色的封纸包扎，尽显风雅。

　　除了佩戴菖蒲、缝制香囊、以蒲夹信，日本民间在原有农耕、采药、猎鹿等五月五习俗的基础上，还吸收了用菖蒲煮水的华夏习俗，称为“汤菖蒲”。人们还用菖蒲编成的绳子相互击打，绳子断裂的一方输掉比赛。平安时代末期（十一世纪后半叶）皇家记录节气风俗的《年中行事绘卷》中表现五月节供的一幅图中，孩子们和成年人腰悬菖蒲编成的“菖蒲刀”相互击打，也有人俯身抽打地面，既符合五月五去晦除邪的主题，又具有娱乐性，在古代日本应该是很受欢迎的端午活动了。另外，不论皇家还是民间，都有将菖蒲插在屋檐上的习俗，在江户时代展现平安时代生活的画卷《日本风俗图绘》中，就可以清晰看到花菖蒲被插在侧垂屋檐的景象，从檐下仰望，花菖蒲的蓝紫色及其初夏清绿的枝叶与五月的晴空相得益彰，雨天时，淅淅沥沥的梅雨顺着翠绿蒲叶滴落，想必也是一番诗情画意。

　　3.菖蒲在日本作为端午时花的独特美学

　　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在《四季的心》中以诗意的语言写道：“菖蒲因尚武而具有男性的阳刚之气，菖蒲花其紫色、如同兰花花瓣的迷乱、花容的那种杂乱和纤弱，则又妩媚艳丽，兼秉女性的阴柔之美。这种剑叶以其浓郁绿色，在设法与五月的青空凛凛抗衡，然而花苞虽悄然无声却仍然妖艳无比。”日本人对菖蒲的喜爱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外形的阴柔和阳刚，正如菊与刀的两面一体，交织成日本文化的精神内核和审美的核心指向。

　　在以王朝仪礼为中心的平安时代和尊佛礼法的室町时代，菖蒲作为五月时花和端午时节的必备花材，从各个方面表现了平安时代含蓄素雅的古典审美。这些端午习俗延续到江户时代繁盛的市民生活中后，人们的审美趣味却在悄然转变。在表现江户时代生活的浮世绘中，不论是作为女性空间的家屋室内，还是人声鼎沸的庭院街巷，都洋溢着浓烈的节日氛围，呈现出一派狂欢景象。若说平安时代菖蒲的季语是伤春情愫和初夏迷梦，那么江户时代的菖蒲则更多地象征了绚烂绽放的武士道精神。

　　日本自古以来，五月五除了簪菖蒲、插菖蒲、戴菖蒲、煎菖蒲、赛菖蒲等民俗，民间还有掷石子比赛、赛马（日本现在还有于仲春初夏之际举行大型赛马的传统）和赛船等男性化活动，故而在江户时期，由于“菖蒲”的音读与“尚武”和“胜负”谐音，从而成为男孩子的节日，其后从明治六年（1873年）开始，每年阳历五月五日，家家户户升起五彩鲤鱼旗，一是承中国“鲤鱼跃龙门”之说，表达望子成龙的愿景，二是鲤鱼象征武士，是忠贞、坚定的男子汉气度的表征，这与幕府时代兴起的武士刀文化密不可分。人们也会根据自家经济条件，在厅堂摆放“五月人偶”，即披甲执刀的武士人偶，希望家中男孩能够早日担当社会重任。

　　与平安时代古雅的贵族文化相比，江户时代的民风更加活跃，由于商人阶层的形成和町人文化的兴盛，人们崇尚鲜艳繁华的艺术和工艺，民众生活也大为丰富，加之园艺和插花的发展和花卉新品种的繁育，端午时节花供更加样式多变。

　　明治时代的插花则更强调清远的意境和花形的曲线。如尾形月耕所作表现明治妇女风俗的绘画中，从门柱上悬挂的花球可以看出正值端午时节（江户时代的人们有在主屋垂挂菖蒲编制的花球之习俗），一位女性跪坐于榻榻米上，专注地插着花，花形受到文人花和远洲流（日本传统插花流派之一）技法的影响，正在塑造复杂的花形曲线，表现出清丽多姿的仲春意境。

　　从日本五月节庆与花菖蒲的诗情画意，反观菖蒲在中国的现状，可以说，菖蒲在中国古代被文人赋予清雅之趣，逐渐远离了热闹欢腾的节庆气氛，而端午民俗和菖蒲文化传入日本后，则因文化的差异逐渐转变为尚武的倾向，并将菖蒲的挺拔形态与男孩茁壮成长的愿望相连，每年阳历五月五，菖蒲还在日本文化中继续散发着传统魅力，被世世代代的日本人寄予精神追求。

　　（作者：郑青，系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