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估自身的软实力，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借助外人的眼光。其一，说到底，软实力有赖于凝聚力，自身的精神凝聚力强不强，最终还是外人看得清。其二，也往往是从外人惊异的目光中，我们才能从平时见怪不怪的问题中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其三，通过外人的眼光反观自我，也有助于提高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探幽索微的能力。

　　譬如，约瑟夫·奈为什么认为中国的软实力资源来自于经济方面的卓越表现和传统的儒家文化？类似的看法在海外屡见不鲜，而我们却感到惊奇。因为，我们自认为经历了近百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中国才最终与旧传统决裂，走上一条现代化道路，可是为什么海外学者固执地认为，我们今天巨大变化的动力仍然与传统文化精神息息相关呢？

　　西方学者才会到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去寻找原因。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提出过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他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部分地具有“改革的能力”，能够“通过重新树立其理想”，使这个古老国家生存下来。也就是说，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这个文化基因，只待合适的时机生根发芽了。

　　看似守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确有革故鼎新的一面，传统资源的现代性转化，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实也并没有多么难。旅美历史学家何炳棣回忆说：“我自幼就了解出洋留学早已代替科举成为晋身最重要的一步阶梯”。正是由于父辈的醒悟，中国现代学子很快就从四书五经转向了对西方人文科技的学习。学者冯尔康在研究近现代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时也发现，家族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器，其实也能够很快适应从天下观到国家观的转变。

　　抗战胜利时所立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上写道：“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这样一种文化自信，对中华民族来说是自强不息的凝聚力，对外人来说就是令人敬畏的软实力。当中国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还在满目疮痍之际，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毫不犹豫地断言：“中国比大多数国家更加是它的过去的产物，它的历史是独特的。其他国家来而复去，其他帝国由兴而亡，但是中国持续下去；中国是永世长存的。”

　　果然，中国随后而来的改革开放，社会生活变化之大，经济增长之快，持续时间之长，不仅令世人惊愕，连中国人自己也惊讶。考虑到这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变化，而是占世界人口1/5人类的生活巨变，其影响之深远，内力之深沉，其背后的文化动因就不可不深思了。今天，中国社会唯一不变的可以说是变化本身，中国人似乎已经颇能适应这种过山车式的变化节奏。而且，即使问题成堆，整个社会看起来被不断的变化拖得有些踉踉跄跄，却并没有真正停下脚步的意思，这在世界各国都是少见的。正是如此，中国衰而又兴的凝聚力，在西方人眼中，一直是一种神秘的、如古老长城般难以征服的精神屏障。美国历史学家伊佩霞的态度很典型，她一方面追问：中国如此巨大，各地方的差异十分明显，遇到的灾难也不比别的民族少，但为什么会延续几千年呢？那么这一次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大打击下，中国的古老历史会就此中断吗？她最后的研究结果是否定的，她从中国的全部历史中得出了如下看法：“我尽可能地把历史遗产塑造成一种资源而非桎梏。中国人在每一时代都运用了他们所继承的历史遗产——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去确定目标，回应挑战，保卫自己，增强力量。因为一代人的行为对下一代人继承的资源将会产生影响，所以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些变化又是同过去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一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确信无疑。”（作者为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