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基础：“亲、诚、惠、容”四字理念

　　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优秀理念，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体系，构成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之源。

　　随着人文外交被提上当代中国外交议事日程，中国政府先后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的人文外交理念，接连发出外交新倡议。

　　2013年10月下旬，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我国周边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理念。这一四字理念，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精髓。

　　“亲”即亲缘纽带。《说文解字》曰：“亲，至也。”“父母者，情之最至者也。”“亲”的原意为父母双亲，是对父母的至高之爱，是人类最原始、最朴素的道德情感。“亲”始于父母之爱，后又扩展到跟自己具有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的亲族之爱，体现了血缘归属感和认同感。它推演出一种普遍的德性原则，最突出的表现是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亲亲之爱”是爱的出发点，要在此基础上拓展延伸到家庭以外的人身上，甚至还要惠及天地万物，达到“仁者，无不爱也”的境界。特别是在周边外交中，我们要注意发挥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的优势，努力做到“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诚”即真诚有信。“诚”的本意是“本来如此”，表示天地自然的规律客观存在。人的真诚则是“成己成物”，强调个人修养，只有将自己的本性发挥至极致，才能将其他物的本性发挥出来。在实践中强调“诚”的方法论意义，就不能不提到“信”。孔子十分重视“信”在国家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认为治国即使“去兵”“去食”，也不能“去信”，因为“民无信不立”。孔子还认为“信”是国与国之间相交的道义标准，“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中华民族素来懂得：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只有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才能争取到更多朋友和伙伴；只有以诚待人，以信取人，付出真诚的努力和行动，才能赢得周边国家的尊重、信任和支持。

　　“惠”即互惠互利。在中国古代，“惠”主要指君主施恩于臣民，给予他们一定的好处。在儒家看来，若实施仁政，就需要做到“惠民、富民、教民”，其中惠民是第一步，即“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古代的“惠”并不是单方面的，而是需要施受双方共同维护，要充分体现人格和利益的平等。儒家要求“君惠臣忠”，只有上下呼应，才可以协力实现太平。墨子主张“兼爱”“互利”，也提出了“君不惠，臣不忠”。由于“惠”与利直接相关，因此在实施“惠”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利与义的关系。“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关于二者，儒家的总体原则是“义重于利”。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视义为崇高的道德价值。孟子认为要“贵义贱利”，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甚至要“舍生取义”来捍卫道德尊严。在外交实践中，“惠”就是惠及周边、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在考虑自己国家核心利益时，也不能忽略别国的利益诉求。坚持《大学》所言“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容”即宽广包容。《说文解字》解释其为“盛”，徐铉注曰“盛受也”，《易经》认为“君子以容民蓄众”，《尚书》指出“有容，德乃大”。“容”具有盛受、接纳、容忍、包容之意，指的是尊重一切事物的存在和价值，允许差异，在求同存异中实现和谐共处。所以，“容”具有双重性：一是对事物多样性的肯定与接受，二是对事物差异性的宽和与包容。在外交实践中，“容”意味着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大国胸怀。中华民族有着“海纳百川”的胸怀，历来主张和而不同、兼容并蓄。

　　这四字理念中，“亲”注重情感渊源，是基础：“诚”突出诚实守信，是态度：“惠”强调惠利道义，是目的：“容”彰显胸怀气度，是境界。这四字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在“仁”这一点上是可以实现统一的。“仁”体现了自我对他者的态度，是对他者关怀爱护的道德情感，使中国的外交倡议占据了更高的道德境界和思想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