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克利斯坦森在《创新者的窘境》中，提出“维持性变革”和“突破性变革”两个概念，并解释了为什么在面对看上去微不足道和无关紧要的技术挑战时，许多大公司都宣告失败的原因。克利斯坦森将“维持性变革”描述为提高现有产品性能或服务品质的创新。他认为，大多数成功的公司都非常善于进行“维持性变革”，但公司在成功实施维持性变革过程中所获得的能力，往往会成为突破性变革的障碍。突破性变革为市场带来与以往大不相同的价值观，其潜在市场的规模和特点最初都非常不确定，甚至很可能没有现成的市场数据可供参考。虽然许多人都知道技术始终在更新换代，但很少有人知道，除少数例外情况，某一代技术的领先者一般都不再是下一代技术的领先者。克利斯坦森的理论，为研究分析军事领域的变革路径提供了某种方法论启示。

　　分析近代以来的军事改革可以看出，军事结构变革往往存在两种路径：一种是维持性变革，即在传统体制结构框架内进行修补完善。这种体制结构曾在某一时期或阶段适应了技术、武器装备发展和任务需求。这是一种既存的体制结构，而既存的体制结构往往具有滞后性。另一种是创造性变革，即适应当前正在发展的技术、武器装备和作战任务需求，对传统体制结构进行根本性改造，进而形成一种向着未来的先进体制结构。这是一种全面突破性创新，是军事体系重塑的必然选择。创造性变革路径，往往着眼于最大限度发挥技术尤其是新技术潜力和适应未来任务需求，重新塑造军事体制结构，使其更有利于战斗力生成、拓展和提升，更有利于聚能和释能。而维持性变革路径，虽然也可以大量吸纳新技术因素，但囿于传统体制结构框架，其对战斗力提升作用难以充分释放，从而使战斗力在本质上仍然停留于既有水平，在更大层面、更深层次上对战斗力起着阻碍和抑制作用。

　　就当代军事发展而言，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对传统机械化战争军事体系来说，总体上是一种破坏性技术，由此带来的军事结构变革及其改革路径选择，总体上是一种“突破性变革”，而不是“维持性变革”，尽管在许多具体领域、具体情况下，仍然存在大量的某些局部维持性变革。这种突破性变革，推动着整个军事领域价值观念和组织体制变革，推动着军事发展战略调整。但问题在于，在缺乏外部威胁时，人们大都希望走维持性变革之路，尽可能回避突破性变革。因为维持性变革可能是一条阻力最小的变革之路。

　　维持性变革总是被看作方向正确，而且是风险最小的。人们总是希望能够通过通常的项目管理使之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并且认为必须走这条路，才能保证发展的稳定性并取胜未来。而突破性变革总是充满各种困难和不确定性。维持性变革易于统一认识，形成共识，而且短期内容易取得具体成效。维持性变革有利于保持既有利益格局框架，不会带来或引发大的矛盾冲突。所以，维持性变革往往被人们看作是不错的选择，能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军事发展史上的许多事例表明，创新并非易事，而突破性创新比其他类型创新更难实现。机构和个人常常都会有抵制创新的倾向，不利于支持和有效利用创新成果的文化形成。创新带来的变革越大，遇到的阻力就会越大。结果，许多创新常常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得到认可和被制度化，一些创新甚至永远也不会为世人所知。因此，即使当新技术广泛使用时，其所能带来的突破性变革也不会随着新技术可用性的实现而实现，只有当满足一定条件时才会发生突破性变革。晚清军事自强运动总体上讲，就是不触动既有体制结构框架的维持性变革。这场运动，最终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宣告彻底失败。回顾历史可以看到，突破性变革是多种必要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创新的军事理念，具有担当精神的改革人才，正确的改革时机和路径选择，开放的组织体制和决策机制，以及已经存在和正在发展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等。

　　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过程中，应该着力研究世界军事发展史上维持性变革和突破性变革的得失及其适用意义，以便为我们今天的改革提供相应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