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是在重要历史关头成功开展的一次领袖外交行动。其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在关键时期稳定了中美关系，并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明确了方向。此访表明，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已成为两国领导层的共识。未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将继续在危机管控、双边合作、全球合作这三个层面上扎实前进。

　　一、关键时期的领袖外交取得丰硕成果

　　习主席此次访美，正值美国对华负面情绪显著上升、中美关系处于历史十字路口的关键时期。而此访取得的成果超出了外界预期，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一个历史性时刻。

　　在复杂氛围中稳定了中美关系。客观地看，习主席此次访美的外界环境并非十分积极。之前，美国国内在对华问题上的氛围已经出现了消极的变化。最近一两年来，美国各界对中国的疑虑、担忧、不满情绪显著上升；不仅那些长期反华的政治力量迅速抬头，而且习惯上被视为对华友好的政治力量，其态度也发生了改变。比如，美国经济界传统上是对华友好的主力团体。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在经济上不断崛起，中美在经济领域的竞争大大加剧，加之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美国经济界对中国的抱怨和负面情绪明显增加。同时，双方在东海、南海、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分歧也有所上升。诸如此类的种种因素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的风向发生了变化。

　　与此相应的是，美国学术界和政策圈围绕对华政策展开了激烈辩论，主张加强对华遏制的声音迅速扩大，甚至呈现某种“冷战情绪”；在美国政府内部，一些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也对中美关系的前景谨慎乐观甚至忧虑，认为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多，当务之急是使两国关系稳定下来。

　　毋庸置疑，习主席此访达到了这一关键目的。访问的成果大大超过了外界预期，取得了49项具体成果，两国在网络安全、双边投资协定、多边经济合作、人民币交易和结算机制、气候变化、关键贸易和技术领域合作、反恐、反腐、人文等重要领域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几乎涵盖中美关系的所有重大议题。

　　在关键时期明确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和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相对衰落，中美之间的博弈也有所升温。虽然双方都希望彼此之间的博弈能够导致双赢而非“零和”的结果，但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大国之间的博弈很容易受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其结果不见得就是博弈者所预期的，甚至可能相反。习主席2013年同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提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目的就在于避免历史上一再上演的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争霸而导致战争的悲剧。

　　此次习主席访美之前，美国国内对华政策风向的改变意味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到了关键时期，双方做出的战略选择将决定未来中美是实现合作双赢，还是重蹈大国争霸战争的覆辙。此时此刻，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战略远见至关重要。

　　而习主席此访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明确了方向：双方同意继续努力构建基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保持密切的高层及各级别交往，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建设性管控分歧，使中美关系不断取得新的具体成果。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顺利推进，不仅将造福两国人民，也将极大地促进地区与全球的和平与发展，造福全人类。因此，习主席此访必将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言，成为“一个历史转折点”。

　　在新时期彰显了领袖外交的重要作用。今天，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频繁的直接接触和对话，无论在互动的层次还是效果上，都完全不同于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隔空喊话和叫板。其根本原因在于，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处于前所未有的高度相互依赖状态，这就要求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密切的沟通与协调。这对于中美之间增进了解、消除误解、扩大共识，从而确保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今世界，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外交决策过程的多元化。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问题上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经常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其背后是不同的利益和立场。美国对华政策的最终形成，往往是其国内各种利益集团互动和竞争的结果。尽管作为主权国家，美国必然在国际政治和中美关系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如果其奉行的政策不同、追求的方式不同，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就会不同。一些政策和方式（如遏制和对抗）很容易导致摩擦和冲突；而另一些方式（如接触与合作）则可以促成和平与发展。

　　在社会利益和外交决策过程多元化的情况下，领袖外交尤其是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直接接触和促膝而谈，就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它有助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尽量少受各种杂音的干扰和影响，从而避免造成对中国的战略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