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国精英在各国推销“华盛顿共识”历史与效果

图1：智利人均国内产值（不变价格，上图），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智利年通货膨胀率（下图），数据来自联合国统计司

　　华盛顿模式开始于南美的智利。

　　1973年9月11日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杀死民选的阿连德总统，控制了政权，马上开始推行芝加哥弟子制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10]。

　　在最初一年半，将大部分国营企业私有化、开放国际贸易、消减10%政府支出、拆消对国内企业保护、取消持续数十年的价格管制。其结果是，面包等民生必需品价格飙升，1973－1977年间，每年通货膨胀率超过100%，最高达694%，同时工业企业在外国商品冲击下大量倒闭，失业率创新记录，饥馑四处蔓延。

　　当时的美国报纸报道说，这是新自由主义第一次走上历史舞台，称智利是恐怖主义试验场[10]。

　　1975年初弗里德曼亲临智利，促使智利更大范围的实行新自由主义。其结果是智利经济长期徘徊在六十年代水平，到1985年，人均国内产值才超过政变前的1972年（如图1）。

　　1982年恶性通货膨胀复发，失业率高达30%，是政变前10倍，大量国家资产被卖给外国资本家换取美元，但政府仍然积累高达140亿美元债务。经济免于崩溃的主要原因，是国有铜矿公司仍然存在，每年提供85%的出口收入。

　　皮诺切特不得不重新将很多企业收归国有，取消了新自由主义政策[10]（p76）。此后，智利才走上经济稳定增长的道路。

　　皮诺切特死后，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论，称赞皮诺切特引进自由市场政策，创造了智利经济奇迹[10]（p76）。美国精英们仍然将智利失败的新自由主义实践，看成是“华盛顿共识”政策的有效证明。

图2：墨西哥1960－2013年人均国内产值（不变格，上图），外债占年国民收入百分比及年通货膨胀率（下图），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墨西哥也是新自由主义泛滥的重灾区。

　　从1982年德拉马德里上台执政开始，墨西哥四届政府一直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11]。德拉马德里的改革包括实行贸易自由化；放宽对外资限制，鼓励出口；国企私有化和减少政府干预的政策。取消了7000多种商品进口许可证，需要许可证的商品占83%降低到1987年26.8%，关税税率从16.4%降低到1986年13.1%。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8.4%增加到15.6%。1155家国有企业中743家被私有化，经济长期停滞，人均国民产值停滞不前（如上图）。

　　1988年萨利纳斯继任总统后，继续减少国家对经济干预，加快国企私有化步伐，到1994年，又出卖了200多家国有企业，获得200多亿美元；金融体系私有化和自由化，对外资开放金融业；加快贸易开放，继续降低关税，到1989年关税税率仅为9.7%；对外资更加开放，累计外国直接投资从1988年241亿美元增加到1994年504亿美元，允许外资购买短期证券，流入的流动性很强的短期证券资本高达716亿美元。

　　1994年底，赛迪略就任总统，由于美联储升高利率，导致墨西哥投机资本回流美国，政府无法支付短期外债，爆发金融危机，经济迅速下滑，政局动荡不安，农民发生暴动，但是，总统赛迪略继续新自由主义改革，继续开放贸易和金融，加大私有化，放宽对外资限制。

　　2000年底福克斯上台执政后，继续加快私有化步伐，加大开放贸易和投资，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经济增长缓慢。经过30多年发展，人均国民产值从改革前1981年91500比索仅增长到2013年109700比索，仅增长了19.9%，是拉美国家中增长最低的国家之一（如上图）。物价也长期不稳定，1983-1988年曾连续6年，年年通货膨胀率超过60%。外债也长期保持在很高水平，最高时超过国民收入80%以上。

图3：阿根廷历年国内总产值（1960-2013年，不变价格，上图），外债占年国民收入百分比及年通货膨胀率（下图），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统计司

　　1976阿根廷发生军事政变推翻了庇隆夫人领导的文人政权，建立了军政府。一开始军政府实行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等政策，使阿根廷在20世纪70年代与智利、乌拉圭并肩走在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前列[12]。由于军政府反对国家干预，无力阻止财政赤字、外债飙升和物价飞涨；1983年又因英阿马岛战争失败，不得不下台。

　　阿方兴上台执政，因外债问题求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压力下[12]，仍然继续执行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从而加速通货膨胀，阿根廷经济陷入“财政赤字—大印钞票—通货膨胀加剧—比索贬值—资本外逃、外债增加—经济衰退—财政赤字加剧（财政收入减少，财政支出刚性犹存）”的恶性循环，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13]。在此期间，通货膨胀率几乎年年超过100%，最高时超过3000%。

　　1989年梅内姆上任阿根廷总统后，进一步推行对外开放，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为核心政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14]。在1989年改革前，国家掌握着电信、石油、银行等主要大企业，10年后国家掌握的仅剩下国家银行、造币局、核电站和电视台等少数重要企业。全国100家大企业中，以阿资为主的企业仅剩 7 家。

　　2000 年，外国公司已控制阿根廷出口总额的 90.4%和进口总额的63.3%。经过全面私有化，阿根廷的经济命脉已经在外资的掌握之中[15]。

　　虽然大量企业被出卖给外国资本家，仅在1990－1995年间，就出卖123家国企，获得184.5亿美元，但是，到2001年，公共债务又增加了600多亿美元，达到1550亿美元[16]。

　　在20世纪初，阿根廷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长期超过德国，但到20世纪末，由于持续20多年实行新自由主义，导致经济长期停滞不前，阿根廷人均收入已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仅相当于领先国家的九分之一[17]（p2）。

　　2001年底，政府不得不宣布暂停支付外债，从而爆发该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并导致社会动乱、政府倒台。为避免出现大量挤兑现象和更大规模的金融动荡，阿根廷政府宣布限制储户从银行中提取现金，并将所有的外汇存款全部强制转换为本土货币比索，不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18]，阿根廷经济才从自由市场时代的停滞和倒退转变为稳定发展，物价趋向稳定，外债逐步减少（如图3）。

图4：巴西历年国内总产值（1960-2013年，不变价格，上图）外债占年国民收入百分比及年通货膨胀率（下图），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统计司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产油国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巴西不产石油，进口石油量很大，导致巴西外债飙升，1979年菲格雷多执政时，为解决外债和物价问题，采用“华盛顿共识”政策中的大幅度贬值货币政策，以促进出口。1982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压力下，实行该组织推销的紧缩经济政策，在其后两年里，在外债压力下，不得不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遣，从而整整执行了2年的紧缩计划，经济也持续下滑，通货膨胀翻了几番。当时巴西多位经济学家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解决方案成效有限[19]。

　　1990年3月，德梅洛总统上任，开始了新一轮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引入了更多的“华盛顿共识”政策，主要包括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和解除管制等[20]。关税从1990年平均关税32%降低到1994年14%[21]，鼓励外资出入境，推动经济全面开放[22]。政府实施国企快速私有化，回收了近800亿巴西里亚尔债务，但净公债从1994年670亿里亚尔反而激增到1999年5500里亚尔，外债从1993年1580亿美元激增到1999年4300亿美元[23]，经济也基本停滞（如图4）。

　　1980-1984年间，通货膨胀率年年超过80%，最高时超过2300%。1999年开始，巴西政府不得不抛弃新自由主义政策，开始新一轮改革[21]，政府重视对社会公平和分配问题，通过再分配增加底层老百姓收入；停止私有化改革，组建新国企，加强政府干预，经济重新走上正轨（如上图），到2011年，巴西跃居全球第六大经济体，中产阶级扩大，国家从债务国转变成为债权国[24]。

　　1989年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为东欧国家制定了快速转化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激进改革方案，称之为休克疗法，在东欧多个国家实施。最初萨默斯为玻利维亚设计了休克疗法并于1985年开始实施，虽然成功地降低了由于政治失败而滥发货币导致的通货膨胀，但国内产值却大幅度下降。1985年比1980年下降22%，1988年人均实际国内产值比1985年又下降6.3%[25]。不过，这并不妨碍美国精英将休克疗法包装成成功的经济改革，进而向东欧国家推广。

图5：俄罗斯历年国内总产值（1960-2013年，不变价格，上图）和年通货膨胀率（下图），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1992年初，俄罗斯开始实施休克疗法，实行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政策，导致俄罗斯物价飞涨，当年通货膨胀率增加到1489%，而且长期维持在30%以上，其中1991－1995年间，通货膨胀率年年超过100%，日用品极度匮乏，经济崩溃，社会危机频发，到世纪末，叶利钦总统不得不宣布终止激进式的市场化改革[26]。

　　苏联解体后，东欧苏联集团国家基本都选择了休克疗法，将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如上表所示，除波兰外，各国1997年的国内产出均比1989年下降，其中下降最严重的格鲁吉亚（或译作乔治亚）共和国，1997年国内产出只有1989年34%，俄罗斯下降了近一半。俄罗斯人均寿命大幅度下降，男性人均寿命从1987年的65.1岁下降到1987年的57.3岁[27]。波兰实行休克疗法时，同样在短短一年里，工业品产值下降40%，通货膨胀率最严重时，高达250%，经济濒临崩溃，不得不于1993年改弦更辙，实施新的波兰战略，才成功地摆脱经济危机，经济开始增长[6]。

　　华盛顿精英推销的市场化改革在实践中暴露了很大问题，就连推动华盛顿精英市场化政策的主要组织领导人，世界银行副行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也明确指出[28]：“在整个90年代中期，俄罗斯经济持续坍塌，产出下降了一半。即使是在郁闷的苏联时代末期，也只有2%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改革却目睹了贫困率激增到50%，超过一半的俄罗斯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那些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仰者仍然坚持认为不是太多的疗法而是太少的休克”。

　　由于拉美国家实施“华盛顿共识”改革效果不佳，1998 年4 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明确提出了以“圣地亚哥共识”替代“华盛顿共识”的主张[8]。告别“华盛顿共识”，已成为拉丁美洲国家的共识[29]。

　　三、后“华盛顿共识”

　　很多欧美著名学者都反对“华盛顿共识”政策。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教授反对金融市场自由化与全球化有利于经济繁荣的观点[30]。

　　在八九十年代推销休克疗法闻名的萨克斯教授在1998年分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表现时，转而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美国财政部的橡皮图章[31]。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托马斯·帕利在2002年发表文章[32]，指出“华盛顿共识”频繁导致危机；不能推动经济增长；恶化收入分配，认为“华盛顿共识”已经崩溃。

　　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救助亚洲国家提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要求[33]。

　　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34]，“华盛顿共识”是美国政府借助国际组织掠夺第三世界国家的工具。

　　在次贷危机、全球信贷危机愈演愈烈背景下的2009年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上，英国首相戈登·布朗称[35]旧有的“华盛顿共识”已经终结。

　　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自1997年以来，一直在呼吁经济学家走出“华盛顿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1998年1月，斯蒂格利茨在芬兰赫尔辛基世界发展经济研究所年度会议上发表演讲[9]，批评了“华盛顿共识”，称其“往坏里说是误导”，现在应进入“后华盛顿共识”时代，还说“无论新的共识是什么，都不能基于华盛顿”。主张将发展的目标定得更加广泛和长远[36]。其主要观点包括[37]：

　　“竞争是市场经济成功的关键，对实现效益与公平社会的目标来说，竞争而不是私有化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宏观经济稳定和长期发展要有健全的金融市场，建立健全的金融市场应当重新设计调控体制，而不在于金融自由化；一个有效的政府而不是最小的政府对发展来说至关紧要，政府应该成为市场的补充，采取使市场运转得更好并纠正市场失败的行动；发展目标应该扩大，应该努力寻求提高生活标准的发展、公正的发展和民主的发展”。

　　斯蒂格利茨的后“华盛顿共识”仍然强调市场的主导作用，并不反对私有化，贸易国际化；强调市场化、私有化和贸易国际化并不自然产生竞争，需要政府制定合适规则进行干预，才能形成良好竞争，因此，他对“华盛顿共识”政策进行了重大修正，摒弃了自由化市场，强调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

　　回顾和了解“华盛顿共识”政策，我们从它的实践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华盛顿共识”政策是完全失败的，在采用“华盛顿共识”政策时期，往往都造成通货膨胀，经济走向停滞，外债大增等严重后果，各国摒弃“华盛顿共识”政策，才逐渐走出经济困境。

　　研究表明，美国政府从没有实行过华盛顿共识政策[49]。基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华盛顿共识，实际是美国坑害其他国家的工具。对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作者系博士，高校从事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