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诩建立了世界上最为完美的民主制度，但其民主制度并不像西方思想家、政治家所鼓吹的那样完美，无论对国内还是在国际上，无论在体制上还是在实践中，美国民主都存在着非民主、假民主和反民主的严重问题。

　　一

　　美国对其制度的异己力量是从来不讲民主的。从1938年开始，美国就在国会众议院设立了反共机构临时性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1945年成为常设机构，名义上调查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其他组织“违反美国利益”的“非美国活动”，实际上迫害的主要是共产党人、进步工会等团体及其他进步人士。1947年3月2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第9835号命令，颁布《忠诚调查法》，并设立联邦忠诚调查委员会。仅在杜鲁门的任期内，先后有250万公务员、300万武装部队成员、300万国防订货商雇员、1300多万普通美国公民受到这些委员会是否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忠诚审查”，3800多名政府雇员被非法解雇，160个社会团体被定为“颠覆组织”，美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机构12名成员统统被逮捕，300多名文艺界人士受到株连。20世纪60年代，该委员会以调查共产党在反越战争中的影响为名迫害反战人士。1953年麦卡锡还对美国驻外使馆藏书进行清查，75位作家的著作被列为禁书，近200万册书籍被清理掉。在这些臭名昭著的委员会1975年被撤销之前的近40年时间里，数以百万计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解雇、判刑和罚款，在宪政民主体制下制造了“美国的法西斯主义”和美国历史上的“怀疑的时代”。

　　美国政府还把对共产主义的仇恨扩展到全世界。1945年，盟国刚刚战胜法西斯，英国首相就发表“铁幕演说”，美英发誓“要把新生共产主义婴儿掐死在摇篮里”，并挑起了数十年的冷战。1965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幕后支持下，印尼军事当局对印尼共产党及其同情者展开大规模屠杀，近100万人惨遭杀害。

　　二

　　美国的总统由公民投票选举，看起来是民主的，实际上存在严重的虚假性。从候选人提名开始，其民主就是有限的。正如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普渡大学韦恩堡分校社会学系主任彼得·艾迪克勒所说，美国的总统选举“与垄断市场没有多大区别”，“最终谁能成为两党的候选人，谁成为两党的旗手，主要是由经济精英决定的，他们花费数百万美元来赞助，直接或间接地支持那些有相同利益的候选人”。（[美]彼得·艾迪克勒：《两次访华后的反思》，王晓、刘晓涛译，《新华文摘》2016年第14期）选举计票设计法也存在着一定意义和程度上的反民主性。美国总统选举不是采取全国性的一人一票、得票多者胜出的办法，而是总统候选人竞争各州的选举人票。每个州的选举人票数与该州的国会议员数相等。美国50个州每个州均有2名参议员，参议院共100个席位，众议员数与人口多少相关，原则上每50万人1名，不足50万人的有1名，众议院共435个席位，另外，哥伦比亚特区有3个席位，全美总共有538张选举人票，获得270张选举人票即可当选。在选举日由各州选民直接投票，按照“赢者通吃”（胜者全得）的原则，得票多者获得这个州全部的选举人票。也就是说，一个候选人可能在全国获得的总选票远远低于另一个候选人，但他所得的选举人票只要高于另一个候选人1票，他照样能够当选。

　　美国式总统选举的初衷是通过每人一票选出最能代表选民意愿的那一个，但是经常发生的情况是，选民被迫在两个候选人中选一个相对好一点的、甚至是相对不那么差的。2016年的美国大选也因此被媒体评论为“没有最烂、只有更烂”。

　　议员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垄断着宪法解释权，对总统、议会有“违宪审查权”或者“司法审查权”，实际上这种制度走向了民主的反面。按照美国制度设计者汉密尔顿等人的想法和说法，民主是“为了防止多数人的暴政”。联邦最高法院的9位终身大法官是根据缺额情况由总统提名而非民主选举产生的，这些人既不受民众监督，也不对民众负责，更不受议会控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反民主，或者说成了变换了形式的“少数人暴政”。他们的权力之大以及他们如何使用权力，在2000年总统选举诉讼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乔治·沃克·布什）和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因为在具有决定性的佛罗里达州选票统计上有争议，上演了持续36天的“世纪司法大战”，小布什一直把戈尔告到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中，有5位是由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支持小布什，4名是由民主党总统提名的，支持戈尔，于是，在总统选举这一最大规模的票决民主中，小布什最终以领先1票的简单多数赢得总统选举。

　　美国的选举与金钱的结盟使民主成了昂贵的政治游戏，从而使当选者与利益集团连接起来。美国从殖民时代和共和国早期，竞选者和投票者就都有财富的门槛。最近的2012年国会选举，每个获胜的众议员候选人平均花费230万美元，落选的候选人平均花费110万美元；参议员选举更为昂贵，每个赢得选举的参议员候选人平均花费1020万美元；这一年的总统选举，两党的竞选活动共花费17亿美元。政治家与经济精英互相寻找见解相合、利益攸关者就不是什么秘密了。金钱成全了议员们，议员的情感和意见自然会背负着支持他的富豪们的利益，从而使议会中慷慨激昂的表演几乎成了金钱捐赠者的代言。美国学者斯蒂芬·霍尔姆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议会辩论的虚假性，他说：“代议制政府是在理想而不是现实层面上获得其存在理由的：它不是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的场所，而是自由思考的议员们理性商讨的论坛，以达到对他们的集体要求有一个更好的了解。激烈的议会辩论能促进民众智识的培养并最终产生对政策问题开明的共识。……所有重要的决定都不是在议会，而是由强大的集团关门做出来的。由于不能通过理性的辩论来整合国家，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只不过成了互不妥协的社会多元主义的展示厅。”（[美]斯蒂芬·霍尔姆斯：《反自由主义剖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对美国民主最尖锐的讽刺莫过于美国的枪支管控和枪支文化了。美国公民拥有普遍持枪权利，目前美国50个州中，44个州都有保护公民持枪权利的法律，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数据，美国私人拥有枪支2.35亿支，几乎人均1支。伴随着公民普遍持枪，枪击案频发。据统计，自1989年到2014年的25年来，全美共有83.6290万起死亡事件与枪支有关，而美国自宣布独立以来的239年间，死于战争的军事人员也仅65万多。许多人对持枪权利深恶痛绝，然而，禁枪的阻力之大难以想象，枪支生产和销售是个巨大的利益链，人数众多的美国步枪协会甚至能左右总统选票，现任总统奥巴马是一位坚定的持枪反对者，但他多年的禁枪努力换来的只是“一声叹息”。

　　美国及西方式议会民主导致公民通过议会表达意愿的范围越来越窄，民权不断受到挤压。英国学者戴维·米勒指出：“在实践中，我们知道，被称为民主的那些体制只为公民在政府中提供了非常有限的角色空间。他们被赋予在定期选举中投票的权利，偶尔有重大宪法问题需要决断时会以全民公决的方式征询他们的意见，也允许他们结成团体就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游说议员，但这些就是公民权威的极限了。决定民主之未来的真正权力显然是掌握在少数人——政府部长、公职人员以及（某种程度上）国会议员或其他立法机构成员——的手中。”面对议会民主崇拜，戴维·米勒反问道：“我们自然会问为什么是这样。如果民主是政治决策的最好方式，为什么不把它变成现实，让人民自己对重大问题直接作出决定？”（[英]戴维·米勒：《政治哲学与幸福根基》，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39页）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甚至认为，当今美国面临政治衰败，其表现就是“否决制政体”和“家庭制复辟”，即政府无法实现集体行动，利益团体攫取国家功能。（ [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25—445页）

　　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单纯依靠票决选举的荒谬性。他说：“依靠普选权来治理国家就像绕道合恩角时迷失了航路的海船水手一样：他们不研究风向、气候和使用六分仪，却用投票来选择道路，并宣布多数人的决定是不会错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05页）民主的本质是权利，权利从来不是“天赋”的。在一个权利建立在私有财产之上的社会里，公共权力无论如何非但不能超脱私有财产限制，而且必须为其服务，这就使得公共权力绝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国家也不可能是“普遍性国家”，真正起支配作用的必然是资本和市场。

　　三

　　美国式民主制度，已成为美国征服世界的意识形态利器。“民主”成为美国和整个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博弈中的一张“百搭牌”，可以任意解释，百变其身，为所欲为。在国际关系中美国从来就不讲民主，而是以“世界领袖”替天行道式的霸权作风，干涉别国内政，践踏别国主权。

　　把世界各国与美国巨大的财富差距合理化，是美国全球意识形态教化的重要目标。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实现共同富裕，应该是人道主义的基本逻辑，这一逻辑自然要求在国际关系上应当合作共赢。美国的国际关系原则及其行为与此完全相反。从乔治·华盛顿1789年4月30日宣誓就任总统到现在227年间，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本土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战争的大国，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大发军火财，直接间接掠夺了大量的财富，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的工业生产比重从战前在资本主义世界的36%提升为53.9%，控制了国际贸易的1/3，世界黄金储备的3/4.美国人过着世界上少有的奢侈生活，却不能容忍它的非盟友国家的人民也过上像美国一样富裕的生活。美国人口不到全球的5%，却消耗了全球20%的能源、16%的淡水、15%的木材，生产10%的垃圾，排放25%的二氧化碳，这些巨大的资源支撑着美国人的奢侈生活，这是吸引世界人民眼球的基础，也是美国人向世界炫耀美国价值观的资本。既然美国要弘扬所谓“普世价值”，按理说，让全世界的人都过上美国人式的富裕生活，应当是美国“普世价值”的逻辑使然和实践要求，可是，美国对世界的价值观宣传与它的真实想法是不一致的。2010年4月1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出访澳大利亚前夕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专访时，通过电视镜头毫不遮掩地说：“如果10多亿中国人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试想：如果连其他国家人民的生活富裕都不能容许，美国的所谓“普世价值”还有什么普世内容？其普世标准又是什么？人道性还有什么实质内容？

　　人道主义干涉是冷战后美国和西方国家干涉别国内政、践踏他国人权的意识形态新教条。从阿富汗战争到科索沃战争、利比亚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未获联合国授权、也未得到该国合法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以人道主义干涉的名义对一个又一个主权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粗暴军事干预，不仅大量平民死于无辜，而且导致了世界近代以来的最大难民潮，制造了两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骇人听闻的人道灾难。人道主义干涉成为美国及其西方伙伴谋求自身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军事利益、文化利益的新模式。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基础是“人权高于主权”。但是，美国政府在处理国内问题时，当国家利益与人权发生矛盾时，人权必须服从国家利益。比如，隐私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可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对互联网上的个人邮件、信息、通话、微博、微信等大范围监听、监视，无论是外国人的还是美国人的，无论是普通百姓的还是外国政要的，连美国盟国的领导人默克尔的手机、邮箱，都在监听监视范围。在其言行不一、双重标准的背后，是美国的唯我独尊和利己主义。

　　美国外交家基辛格曾呼吁，美国政府应当把“公信力”作为“外交商品”。早在1963年美国罢黜南越傀儡总统吴庭艳时，基辛格就说：“我不喜欢让别人觉得我们是在心狠手辣地弄权。我们的历史角色始终是用人类理想和最深切的希望来定义自己。如果我们失去这一宝贵遗产，一时的成功将会毫无意义。”（[美]戴维·米尔恩：《美国外交思想家与1968年之前的基辛格》，宋奇光译，载《新华文摘》2016年第14期）基辛格的这种理想主义式的表白，在美国冷酷现实的利己主义的面前，是多么苍白无力而又耐人寻味。（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