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一部重要著作。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马克思分析了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一系列措施。

　　马克思高度赞扬巴黎公社在建立廉价政府方面的做法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控制着国家政权，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国家政权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因此，他主张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之后，应该建立“廉价政府”，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在建立廉价政府方面的做法：“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和国家官吏。公社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君主制已不复存在。君主制是，至少在欧洲是阶级统治的应有的赘瘤和不可或缺的外衣。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

　　马克思强调指出，巴黎公社所采取的是一种可以实现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公社实现劳动的解放——它的伟大目标——是这样开始的：一方面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胡作非为，从根源上杜绝把巨量国民产品浪费于供养国家这个魔怪，另一方面，公社的工作人员执行实际的行政管理职务，不论是地方的还是全国的，只领取工人的工资。由此可见，公社一开始就不仅进行政治改造，而且还厉行节约，实行经济改革。”

　　政府官员实行民主选举和罢免的制度

　　实行国家公职人员由民主选举产生，并且选民可以随时将其罢免的制度，对于加强对官员的监督，防止其滥用职权谋取私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巴黎无产阶级在武装起义的过程中，通过投票选举产生了自己的领导机关——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当选者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他们之中既没有混迹官场玩弄权术的官僚政客，也没有老于世故的所谓名流显贵，但他们在工人阶级中有着很高的威望。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的这些措施并指出：“普选权在此以前一直被滥用，或者被当作议会批准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或者被当作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选举议会制下的阶级统治的工具；而现在，普选权已被应用于它的真正目的：由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的和创制法律的公务员。从前有一种错觉，以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俸高禄厚的势利小人和闲职人员，这些人身居高位，收罗人民群众中的知识分子，把他们放到等级制国家的低级位置上去反对人民群众自己。现在错觉已经消除。”马克思认为，这些措施“走在社会运动的最前列，体现了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愿望”。

　　加强监督工作可以起到三方面的作用

　　腐败和权力是联系在一起的。所谓腐败，一般地说，是指掌权者滥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要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就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加强监督，可以起到三方面的作用：首先，可以起到警告和预防作用。通过监督，可以使掌权者不敢轻易滥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从而防患于未然。其次，可以起到补救的作用。通过监督发现各种错误和违法乱纪现象，及时采取措施进行纠正。再次，可以起到改进的作用。通过监督发现各种问题，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而完善各种机制，堵塞漏洞，为以后的工作奠定基础。正因为监督对防止腐败现象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从古至今，人们都十分重视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多次赞扬巴黎公社采取的加强对权力监督的措施，认为这样做会使一切社会公职“总是处于切实的监督之下。社会公职不会再是中央政府赏赐给它的爪牙的私有财产”。掌权者也不再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而成为人民的勤务员。

　　实行政务公开是防止腐败现象的有效措施之一

　　实行政务公开，增加管理工作的透明度，是防止腐败现象的有效措施之一。在巴黎公社，许多政务都是向社会公开的。公社委员和各级领导人必须经常参加选民大会，报告工作，听取批评意见和建议，把自己的工作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从1871年4月15日起，巴黎公社的报刊每天公布除军事行动以外的一切公社会议记录，以便让人民群众了解真实情况。马克思对这些措施大加赞赏：公社“光明正大地进行工作，不自以为是，不埋头在文牍主义的办公室里，不以承认错误为耻而勇于改正。公社一举而把所有的公职——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这些措施，既能够防止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也能够有效地防止各种腐败现象的发生。

　　总之，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反腐倡廉的重要思想。由于马克思当时还没有领导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实践经验，而巴黎公社存在的时间又很短，所以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所阐述的这些思想大多是原则性的，没有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论证。但是，马克思提出的这些理论观点，对于我们搞好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发意义的。当然，其中有些具体措施，我们今天不可能照搬，比如取消“常备军和国家官吏”， 这在国家和阶级消亡之后可以做到，但在此之前，就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作者为广州大学社科部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