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曾经在阅读民国初年广州的《民生日报》时，发现该报在1912年分七次连载刊出署名陈振飞的“译论”《绅士与平民阶级之争斗》，这篇“译论”属于《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今天中译本的标题是“资产者和无产者”）。但在很长时间内，理论界、党史界，包括广东的学者，对广州这个早期译本都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原因之一很可能是这个译本并非全译本。

　　众所周知，目前大家公认的《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文全译本是1920年出版的陈望道的译本。有一些资料提及辛亥革命时期可能有过《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但迄今中外学术界都找不到实物。1908年，无政府主义者在日本所办的刊物《天义》刊登了署名“民鸣”的《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译本，这是目前可见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选译本。陈振飞的译本是否具有重要意义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首先要肯定，所有早期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都有特别重要的价值。虽然民鸣的译文时间上早于陈振飞本，但《天义》在国外编辑发行，即使传入国内，读者也只能是极少数知识分子。陈振飞的译文是迄今所知中国本土最早的《共产党宣言》选译本，也是陈望道全译本之前国内唯一的译本。而且，陈振飞的译文在报纸上连载，这说明译者和报纸都有意向一般民众广泛、系统地介绍、宣传这项文献，当时广东社会也有接受这类新思潮的社会氛围。

　　1912年广州的报纸连载《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不是偶然的事。它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辛亥革命时期寻找救国真理的热情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友好态度。当时，中国革命民主派从各种途径了解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并非尽善尽美，朦胧地感到西方的一切也并非完全适合于中国。这时，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如饥似渴地寻求救国真理的民主革命派察觉到，这是新的思想武器。正因为如此，孙中山本人和他的一些亲密同志，成为中国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目前可知，朱执信至少在两种著作中比较系统地介绍过《共产党宣言》的内容，他很可能是最早在自己著作中介绍《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人。而陈振飞则是第一位真名实姓可考的把《共产党宣言》翻译为中文的人。当然，无论孙中山、朱执信还是陈振飞，对马克思主义学说都没有真正深入的了解，但在当时的中国，这样做的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今天，我们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自然会十分重视《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我们说广东是民主革命的策源地，通常想到的是辛亥革命运动和大革命运动。其实，近代得风气之先的广东，在传播、介绍马克思主义方面也有很重要的贡献。到了五四前后，广东人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方面也有突出贡献。今天广东理论界、史学界等领域的学者，不仅应该结合实际深入研究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弘扬其当代价值，同时，对“广东与马克思主义在华的早期传播”这个课题，也应该做更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