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实践中深化和发展“实践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这个标准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自然科学中，实验室方法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方法。社会科学很难运用实验室方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里，有待检验的已经不是单纯的对客观对象的理论认识，而是与理论认识密切相关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些路线方针政策都在一定的理论认识的基础上融进了如何满足人的需要的价值因素。对理论认识真伪的检验和对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检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坚持了“实践标准”，而且深化和发展了“实践标准”，这就是，提出并阐述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群众标准”。

　　发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整个社会关系，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划时代贡献。列宁由此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特征和根本方法，就是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从而提供了判断社会发展的“客观标准”“科学标准”。按照列宁的观点，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毛泽东同志则把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作为判断政党政策好与坏的标准，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生产力标准”。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结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判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

　　生产力的发展之所以能够成为检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社会发展的根本条件，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等等，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客观标准，是一种具有可测性的客观标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

　　“生产力标准”的确立，使我们破除了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破除了以抽象的社会主义原则来衡量现实的社会主义的思想障碍。正是依据“生产力标准”，党明确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所指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正是依据“生产力标准”，党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而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强大牵引”，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生产力是物质力量，但不是脱离人的实践活动的物质力量。从根本上说，生产力是人们在共同的活动中形成的实践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的本身。”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又不可能自动地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全面发展，不可能自动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不可能自动地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需要的满足是以压抑、扼制被统治阶级需要的满足为代价的，少数人的发展是以绝大多数人的不发展或畸形发展为代价的。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提出改变世界，创造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提出人的需要是“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是日益增长且应当不断满足的需要；提出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无产阶级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马克思主义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

　　人民群众是物质实践和社会变革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价值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绝不应当成为“饥寒交迫的奴隶”，成为“全世界的受苦人”，相反，人民群众应当也必须成为物质生产、社会发展和价值的享有者。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第一天起，就在积极为中国人民利益而奋斗，主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毛泽东同志认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为最高标准。”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

　　当代中国的改革是现实的中国人对中国人的现实的一种突破和超越。改革的起步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的，“花鼓之乡”凤阳的春雷预示着改革在实践上的起步。建立在物质利益基础上的人心向背体现了时代精神，预示着社会发展方向。我们必须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不仅让人民全体共享发展成果，而且让人民全面共享发展成果。

　　确立“生产力标准”和确立“人民群众标准”，实际上是从社会客体和主体关系的视角界定了改革的任务、性质和目标。确立“生产力标准”，为改革提供了客体尺度；确立“人民群众标准”，为改革提供了主体尺度，从而使评价标准达到了科学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所谓科学尺度，就是从客观规律的角度来认识、评价社会发展状况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谓价值尺度，是从主体，即人民群众的需要的角度来认识、评价社会发展状况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检验社会制度、体制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满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需要，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群众利益。确立“生产力标准”和“人民群众标准”从客观规律和人的需要这两个维度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

　　如果仅仅发展生产力，而不去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需要，不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如果仅仅在主观动机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发展生产力，就不可能具备物质基础去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发展生产力，认为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主义本身又秉持人民立场，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为人类谋解放的学说。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须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必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