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亲

　　1939年之后，日军板垣师团接手山东，在鲁西南的各个县城建立日伪政权，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古老的大地变成一个刑场。

　　此时，中央军有的转移，有的成建制地变成伪军，冀鲁豫正规的抗日部队，只剩下了八路军。菏泽是冀鲁豫边区的中心地，也是我党我军对日作战的重要战场。

　　由于共产党、八路军和根据地的人民坚持抗日，日军在鲁西南对八路军和国民党的军队喊出了不一样的口号：赶走中央军，消灭八路军。

　　1941年4月，日伪军和反动道会门武装两万余人，在汽车、坦克、大炮的配合下，分五路对菏泽沙区地带进行灭绝人性的大“扫荡”。

　　疯狂“扫荡”其残暴狠毒无所不用其极，使我根据地遭受到空前的浩劫，被害村庄达一百四十一个。仅三天，烧毁房屋一千四百三十二间，杀害群众三千多名，失踪二百六十三名，伤一万八千六百八十名，创造了最野蛮、最无人性的纪录。

　　日寇将在沙窝村搜捕到的群众，全都集中在一起。除一部分拉到村东道沟活埋外，大部分填进了七口水井。水井即将填满时，又压上石磙，浇开水，用炸弹炸，最后，用土把井口封住，只留下一口井，还撒进毒药。

　　敌人深知花生、大枣是沙区的两大特产，沙区人民是依靠这两种特产来生活的。因而，他们有计划地毁坏枣林。敌人“扫荡”时带来很多钢锯，逼迫群众砍伐枣林。被抓住的老百姓，很多是被强迫锯了几天枣林之后再杀死。绵延十数里，各村枣林残余无几，枣林损失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一无所有的沙区人民，为了生存，吃草籽，啃树皮，连干柳叶、花生秧、麻籽叶、草根、地梨、符根都成了争相抢夺的食物。除了能吃的东西，能变卖的几乎全都变卖了。粮价昂贵，三升高粱换一亩地，两个烧饼能换一个女人。

　　若干年后杨得志在他的回忆录中痛心地写道：

　　这次反“扫荡”，打了九天。血与火的九天过去，我们再回到区中心地带的时候，除了人民的心，几乎一切都变了。

　　到1943年秋，日军在鲁西南地区安据点五百余处，把全区分割成五六块互不相连的狭小根据地。同时，日伪军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总体战”的方针，目的是把抗日根据地逐步压缩，直至彻底摧毁。

　　急转直下的局势使八路军、游击队以及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团体都受到了空前严重的破坏。

　　沙区最困难的时候，冀鲁豫行政公署副主任从延安回到边区。面对极端的困难，他对杨得志说：“民以食为天，要尽快为群众搞到粮食。”

　　粮食运到沙区时，群众看见粮食被伤亡战士的鲜血染成了红色。

　　群众哭成一片说：“自古都是兵吃民粮，而今民吃兵粮。八路军以血夺粮，这粮咱不能吃啊，咱留下来当种子！打了粮食跟狗日的鬼子拼啊！”

　　运粮途中，冀鲁豫边区五分区司令员朱程左胸部被敌人机枪打穿，仍然坚持指挥战斗，敌人逼近，他把手枪里的最后一颗子弹，对准自己的太阳穴……

　　当群众得知为他们运“血粮”的朱程司令和他的八路军战士们全部壮烈牺牲时，整个冀鲁豫大地悲戚了、愤怒了！

　　冀鲁豫边区的八路军和共产党人，和边区人民结下的是血亲！

　　1942年2月，日军两个师团和伪军共三万余人对我南乐、卫河、滑县进行“扫荡”。我卫河县大队被敌人堵在了合围圈中。由于县大队的战士大都穿便衣，敌人一时无法辨认他们的真实身份。

　　当地的大娘、大婶和姐妹们，听说子弟兵处在危险境地，毅然来到包围圈，冒着生命危险去认“亲”。

　　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老大娘领回自己的“儿子”，姐妹们认回自己的“丈夫”。

　　二百多名县大队战士在亲人的庇护下安全走出了包围圈。这里面有卫河县民主抗日政府县长刘子良，抗日干部靳长印、谢宝山。

　　1942年3月8日，八路军的一部被日伪军数千人包围在卫河县瞿固附近，由于八路军身穿军装目标明显，日军调动大批人马，妄图一举围歼。紧急中群众想到了一个办法，帮八路军换便衣突围。

　　没人组织，没人吆喝，根据地的男人们不约而同地脱下了自己的便衣送给八路军。

　　男人的不够用，就换妇女的。有的妇女把结婚时制的新装都拿了出来，送给八路军。有的妇女没有多余的衣服，甚至赤身盖被子，却把衣服脱给了“亲人”。

　　卫河县赵庄的三个老大娘头上顶着横飞的子弹，肩上扛着搜集的便衣，一次次往返于包围圈内外。

　　三百多名八路军战士穿着带着老百姓体温的衣服突出重围！